“毒豆”渐远“毒源”未了

        海南省自行规定的16种剧高毒禁用农药之一水胺硫磷残留被检超标，全国各地纷纷围剿“毒豆”，海南豇豆乃至海南热带瓜菜正遭遇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
        记者实地调查发现，“毒豇豆”与菜农缺乏用药知识，农技指导普及不足，药商利益驱动和检测方法滞后等诸多环节有关。
问题豆角
        2月27日上午，南国三亚温度已近夏天。海滨小镇、热带瓜菜集散地——— 崖城，进出集镇的半幅主干道上，挤满了两三百台装着豆角的摩托车、三轮车和拖拉机。
        等了两个小时，龚德民的豆角还是无人问津。
        豆角，学名豇豆。因种植方法简单，豆角是海南热带果蔬广泛种植的首选，也是供应内地众多反季节蔬菜的主要品种之一。
        春节后，菜农龚德民突然发现豆角开始滞销，价钱一天不如一天。从收购商那打听得知，卖到武汉的豆角被查出了问题。
        1月末，武汉市农业部门例行抽检时发现，来自海南的豆角含有禁用农药——— 水胺硫磷，且残留超标。2月6日，武汉市农业局开始禁止海南豇豆进入武汉市场。
        和龚德民一样，海南相关部门对“毒豆角”颇为避讳，他们一律称其“问题豆角”。
        自2月25日“毒豇豆”曝光以来，北京、广州、南京、上海等地先后禁售海南问题豆角，内地甚至对海南瓜菜需求也出现锐减。同样，在三亚多个菜市场，记者没有见到本地市民买豆角。
        崖城镇一位不愿具名的收购商告诉记者，没出事前，他们档口见豆角就收，最高一天能收五万斤，现在不到七八千斤，还可以精挑细选。“豆角能卖4块钱一斤，摩托车一停，几个老板围上来抢。”烈日下，被晒得满头大汗的龚德民说，现在做梦都想回到春节前后那几天的好价钱。不仅需求量剧减，行情也一天四变，最低收购价不到两毛。对于这一超低贱价，不少菜农实在无法忍受，纷纷把豆角拉回家喂猪。“毒”豆角还波及到了农药销售。记者在崖城采访时，正好碰见一位来自北京的农药推销人员，他说，现在崖城很多药店老板格外谨慎，哪怕是百草枯这种常用除草剂，他们近期也没有进货的打算。
药毒价廉
        中午11点，望着快被晒蔫的豆角，龚德民站在一旁叹气。只要有人上来看豆角，他总会补上一句话，“我的豆角没毒”。
        龚德民有两亩豆角地，为了卖个好价，去年11月底就下了种。豆角成熟后，每隔一天，龚德民都骑摩托车从15公里外的育才镇赶到崖城卖豆角。
        三亚市崖城镇是海南最大的供港澳瓜菜基地，也是豆角等热带瓜菜集散地。每天早上，从育才镇、天涯镇、红塘镇，甚至乐东县赶来的菜农都集中于崖城镇。
        如果气温、湿度适宜，海南豆角自播种到采收，通常四十余天。其中，最重要就是要打好虫害仗。农药从豆苗冒出两片叶起就开始打，等藤蔓长到半米，药量开始加大。“该打哪种药，全凭经验和惯性。”龚德民说。“如果发现藤叶上出现跟地图一样的症状，就打专治地图虫的药。如果发现有蓟马虫，就用专杀蓟马的药。”说起用药知识，龚德民稍稍来神。
        在崖城，只要见谁家豆角长得好，菜农们就去请教，“这家用什么药，我们就跟着学，哪怕是禁用药也一样，因为从没有农技人员下来说到底该怎么用药。”“我八岁开始种豆角，一辈子都没见到一个农技人员或村干部下来传授如何科学用药，告诉我们哪些药高毒，哪些药低毒。”崖城镇坡田洋村一位年近六旬的菜农毫不客气地说，“现在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老百姓，基层政府和干部也应对问题豆角负责。”
        事实上，很多农药使用已经超出农民经验范畴。2000年，虫害席卷一位从江西来海南育种的老板的田地，老板先后用甲胺磷、水胺硫磷和1605(一种高毒类农药，亦称对硫磷)杀虫，直到打药的人都打中毒了，也杀不死甜菜夜蛾。后来，改用生物药甲维盐，立即见效。
        对于外地人而言，分布崖城街头小巷的农药农资店，比旅馆还要多。谭老板的阿亮农药店在镇上开了近二十年，有众多固定客源。
        3月1日下午，他告诉记者，现在买药的菜农分三种，懂药的能说出药名；有经验的会带上几片虫害叶子咨询买药；还有一部分全靠药店推荐。
        龚德民所在村的豆角田边能看到用完的各式药瓶。他也承认，水胺硫磷、甲胺磷等高毒药因价格低廉，短期效果明显，颇具吸引力。
分散种植VS集中收购
        中午11点半，112号档口出价四毛，要了龚德民的三捆豆角。
        收购商多是内地人。每天一大早，他们拿着笔和本子，在几百家菜农形成的路边集市里瞅来瞅去。一旦看中哪家的豆角，他们会利索地在烟盒大小的白纸上写下档口号和单价，拿到纸片的菜农马上发动车子，朝那个档口开去。
        像豆角这种反季节蔬菜，在海南也只有五个月左右的黄金期。待内地气温回升，蔬菜先后上市，收购商、经销商也会陆续撤出海南。
        每天下午三点左右，来自各地几百车豆角才被收购完。之后，各档口进入分拣、冷却、包装等流程。记者调查发现，基于目前这种分散种植，集中收购模式，即便有用过高毒农药的豆角，也不易被发现。
        3月1日下午，海南省农业厅种植业管理处处长陈文河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正因如此，现在的抽检工作备感压力。至于武汉发现的问题豆角的真正产地，目前仍处在调查中。
监管失效
        要找到问题豆角，实属难事。麦昌青，三亚市农技中心测报站站长。问题豆角事件发生后，她和同事每天开农产品检验检测流动车奔走于各个乡镇，一直忙到深夜。“毒豇豆”事件后，崖城征用了当地一家大型果蔬储运销售企业的市场检验室，采取现场速测法来抽检样品。通常，30分钟能检出豆角中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含量。
        而采用定量法检测——— 检出农药品种和含量，则需要至少一周甚至更长时间。麦昌青说，按目前技术和条件，如果全部采用定量法检测，等结果出来再予以通关放行，豆角早就没有任何食用价值了。另外，用于定量检测的仪器价格昂贵，目前，仅海南省一级农业部门才有设备。
        麦昌青说，他们只能对抽样负责，保证农药残留达标，从目前技术和力量，还无法对全市所有豆角统一检验。
        这说明，即使样本不含毒，并不意味这一批次其他豆角就没有毒。
        3月1日下午，收购商陆续送检豆角。每个塑料袋上贴有一个标签，标有档口号和样本编号。到记者离开时，未听到检出有毒的消息。
        武汉检出的水胺硫磷农药到底源自哪里？包括龚德民、谭老板在内的多名受访者告诉记者，可能是来岛育种的内地人批量带上岛的。
        海南省农业厅陈文河对此并未否认。他表示，目前他们已掌握一定线索，正交由执法部门深入调查。
赌博式蔬菜输出
        廉价豆角并未让龚德民们放弃采摘。每隔一天，他们总是拉着豆角到集镇来碰碰运气。碰运气的还有收购商。“和赌博一样，只要没检出农药残留就能过关。”一位收购商说。
        抽检概率确实是赌博。用陈文河的话说，不可能百分之百抽检，这也是全国瓜菜市场的国情，只能用定性速测法，保证每个抽检批次安全出岛。
        分散的种植，无法合理用药、未过安全期采摘，抽检方法滞后，这样的蔬菜输出路径，必然会出现瓜菜运到哪里，农药残留就带到哪里。截至本报发稿时，海南“毒豆”又在深圳被发现，这意味着，毒源仍未找到。
        对此，陈文河坦言，高效低毒农药推广等农技工作确实不足。
        按照海南省最近规定，合格豆角必须具备当地政府开具的产地证明，以及农业农技部门出具的产品检验检测合格单，方可出海进入到内地。
        陈文河告诉记者，问题豆角事件后，当地政府启动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保证每辆豇豆运输车凭证出岛。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做好用药宣传，让老百姓知道，用高毒农药的后果其实最终伤害的还是自身利益。
        据了解，针对销售、使用高毒农药，最近三亚市还公布详细举报奖励政策。对于龚德民而言，他最关心的还是豆角的价钱———“照现在的行情下去，明年就没有必要再种豆角了。”据《南方周末》
蔬菜“戒毒”
        “毒豇豆”的背后是农药使用监控的缺失和种植模式的落后，这需要施行更严格的药品监管和建立蔬菜溯源标识制度
农药监管缺失
        “蔬菜产区一定要加强对农药销售的管理。否则很容易殃及无辜，‘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研究蔬菜问题的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陈日远说。“毒豇豆”事件所暴露的恰是在中国蔬菜产区的两大问题——— 农药使用监控的缺失和种植模式的落后。
        近几年，虽然农业部屡屡公布禁用农药名单，然而据陈日远透露，一些农药厂家为了保证销量和杀虫效果，往往在正规杀虫农药中添加高毒农药成分。
        浙江湖州的一位农资站人士证实，为抵消害虫对农药的抗药性，在中低毒农药中添加少量高毒农药，在业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由于添加后农药往往更好，更受到农民欢迎。“可怕的是，在很多地方，禁用农药项目检测根本不做。”杭州市农业局的一位人士坦承。在杭州市农业局多年的抽检中，每个月都会检出农药残留。
        杭州市农业局公布的检测结果显示，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就曾检出克百威残留超标的长豇豆和氧乐果农药残留超标的四季豆。因此，近年该局的蔬菜类53项农药检测项目中，就包括了水胺硫磷、氧乐果、克百威等禁用高毒农药。“食品领域屡屡出现禁用药问题，根源正在于药品监管不到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雷霁霖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禁药被禁用后仍有人能拿到，恰恰说明药品管制环节出现问题。
        不过，负责药品管制的食品药品监督局和农业局的人士抱怨，很多蔬菜使用的禁用高毒农药，仅仅在蔬菜生产领域被禁用，并未被禁止在市场上流通。限用农药可合法生产、销售，农户在市场上就很容易购买到。
        加之，老百姓要的是“又要便宜，又要有效，使用方便”的农药，替代物无法符合这个要求，禁用药刚好符合。
        杭州市农业局的人士说，农业部门能做的主要是宣传、培训，对一些大的基地，尚有能力进行突击检查，但要想掌控成千上万个体农户，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建立溯源制度
        目前，要完成监控，确实比较困难。首先是多头管理，并无统一的专业部门管理蔬菜，“相互之间只会踢足球，不会打篮球”。
        按照现有的检测流程，在农产品进入流通批发市场前，主要由农业局负责抽检，进入农贸市场，则由工商负责，进入超市，则由质检负责。这意味着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至少要经过三部门的检测。
        杭州市农贸市场专业委员会会长金长认为，不管哪里生产的蔬菜，生产地抽检和目的地销售前再抽检，并不难做到。而现在，往往农药残留在农贸市场和超市环节才被检出。金长担任总经理的杭州古荡农贸市场，是中国工商总局确定的少数示范农贸市场。
        陈日远指出，虽然市场监管这几年一直在加强，“但既然叫抽检，就会有漏检”。他说，靠抽检来监控农药超标实际上只能起到一个市场准入门槛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给货源地以警示。“要根本杜绝，在于源头控制。”陈日远建议，在菜区施行基地化或合作社方式，把农户整合起来，“统一生产、统一技术”。过去分散型的农户生产模式最重要就是无法明确责任。“要将毒害处理在萌芽状态，必须建立起蔬菜溯源制度。”金长建议，溯源制度可以追溯到蔬菜产自哪个村，哪个大棚，甚至知晓所用化肥、农药以及种子来源。
        事实上，早在2004年11月，浙江省农业厅就曾推出“浙江食用农副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系统平台”，内销的部分产品被贴上了质量安全信息条形码。顾客购买时，只需在超市的多媒体信息查询机上扫描，这株菜的生产单位、产地、加工地、认证信息、药物残留等各种信息，均会出现在屏幕上。
        这即要求种植中必须“统一购药、统一配药、统一施放”。农药来源、稀释浓度、何时集中喷洒，这些信息都被要求一一记录在案。
        陈日远亦赞成建立蔬菜溯源标识制度。“农户要进入市场，都要有溯源标识。一旦发现违规生产者，则可借鉴美国等国经验，对其进行巨额罚款和规定时间内产品不许上市等惩罚。”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