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窝囊男人”是歧视异化的产物

10月23日，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打砸男子杨武家，杨武妻子王娟阻止杨喜利反遭毒打强奸。杨武由于害怕躲在杂物间。1小时后，杨武报警并将妻子送医治疗，因为付不起钱只好返回家中。事后，杨喜利家属威胁杨武要求其撤诉。杨武受访自称是“世上最窝囊的男人”。
看到这样的新闻，我想大多数人都不能理解，这个男人怎么能这么窝囊呢？正如报道中所说，只要他大喊一声，他的妻子可能就不会遭此厄运。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华老栓、祥林嫂等人物，我们当年看这些文章时也不理解。其实，两者对比下，我们不难得出“最窝囊男人”不过是社会大背景下的一个缩影。所以说，谴责其本人没用，我们应该追问的是社会之病。
近些年来，我们一直说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多么难，我们探讨其在社保、户籍、子女上学等方面的政策歧视，却忽略了更大的一个背景，那就是来自民间的歧视。在前不久《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在积极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陷入一种矛盾困扰。那就是，极度“渴望融入又备感歧视”。前几年的《闯关东》，剧中也展现了一个同样问题，就是外来户备受歧视和欺负，想立足有多难。实际上，外来户要学会忍受恐怕是“最窝囊男人”杨武真实的写照，“杨武为防被敲诈而安装在家中的摄像头”、“杨武家所在社区治安办负责人说，经常有些小混混和烂仔来敲诈他，找他要钱，甚至殴打他，他都是默默忍受着”；杨武自己也承认“刚开始以为他像往常一样，打砸一番，将妻子打一顿，他就会自行离开的”……试想，在这种畸形的环境中，不产生畸形心理的人物才怪呢？
而实际上，正是这种畸形的心理与一再的忍让，对外来户受欺负形态的默认，势必导致他们在遇到侵害时，忽略了向社会和政府寻求帮助。在《半月谈》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受损的调查中，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的仅有11.1%。这么低的数字和“最窝囊男人”的写照不正相互映衬吗？
另外，能够成为联防队员也说明，杨喜利就算没有混上本地户口，也至少是外来人口的得势者，不然他也不会获得这份工作，也不会脾气不好常犯事其领导拿他没有办法，其家人也不会犯了事还轮番大骂受害者家属！其实，在畸形的环境中，霸道的杨喜利和窝囊的杨武塑造的两个极致。
可以说，在现代文明的社会，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出现这样的人物与氛围不能不说是我们社会的耻辱！在这种氛围中，一切都是围绕“威权”，一切遵循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而法律与法治被人淡忘。话说到这里，作为对地方治安负责，为地方百姓负责的相关部门就应该接受惩处，而不是单单表示“震惊”和把杨喜利开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