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管制不除药价难归理性

         望眼欲穿之际，新医改方案最终稿终于要浮出水面了。最新修改稿中增添了零售药店内容，还规定国家不再制定统一的基本药物零售价格。（3月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在此前的征求意见稿中，基本药物由国家统一定价，政府组织“定点生产、统一价格、统一配送”，结果这种“统购统销”模式，饱受诟病。此举甚至被视为可能将药品生产流通领域改革拖回“计划经济时代”。
         在一个立志建立市场经济的国度，政府定价、“统购统销”，确实带有某种落后性。药品虽然特殊，但在市场流通领域，它还属于特殊的商品。对于任何一种商品来说，该模式都易导致行政垄断，并将由此带来其他的商业贿赂和寻租空间。
         有了这层铺垫，再来端详医改终极版本，其中“国家不再制定统一价”、“零售药店”等表述，部分体现出对民意的一种妥协式回应。这样的制度修改，让人受用，但也不能过于兴奋。原来“统一定价”并未取消，只不过定价主体由国家改为“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统一价格”。不知看到这里，公众是何心情，或许会想起“朝三暮四”的寓言故事。
         “统一定价”的前提是预设“政府万能”——政府部门虽身处市场之外，却能准确捕捉市场信息。但从经济学上讲，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专业分工所限，政府不可能精准定性药品成本。那么定价就只能凭借中标药企的报价来核算，且报价真实性也无法核实。
         这将导致谎报虚报难以杜绝，谁都知道自己报的成本越高，最终售价就会越高。在大家默契地“抬价”之下，药价自然居高难下。媒体上曾见药商大曝内幕：“为了顺利中标，低价药药商想尽办法变身涨价，一些药品变相涨价幅度高达1063%”。
         尽管我们知道政府定价的本义与现实情况完全相反，但现实告诉我们，政府定价与形形色色的价格管制，除了扭曲价格竞争之外，正面经济效果并不明显。即使不谈管制本身对市场信号的干扰，单从初衷来看，管制最终也达不到预期，并没有保护到它声称的要保护的那一方的利益，反而造成一种尴尬的“多输”结局。
         在新医改修改稿中，还有公立医院探索门诊药房改制的表述。这意味着，病人可凭医生处方到社会零售药店购药，凭医保卡结算药费。这一招能否奏效，也有待观察。现实经验下，消费者会本能地警惕：零售药店会否成门诊药房的代名词？零售药店是成为真正的平价药店，还是会与医院存在“不可名说”的利益关联，弄清这一点至为关键。
         政府应为有限政府，它只宜进行宏观调控和监管。在属于竞争性领域的市场上，它应该是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的，这种秩序是竞争的秩序而非管制下的垄断秩序。更不能以任何形式干预具体经营活动。
         何况，用药对于消费者具有某种生理上的强制性，因此消费者天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行政干预、价格管制，人为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产生排挤效应。在这种态势下，自由的市场竞争机制几乎失灵，消费者的地位更显孱弱。这显然也有悖政府应有的道义立场和责任意识。因此，改革价格管制，才能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敦促药价理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