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被逼出来的

不经过激烈变革尤其是剧烈革命必然造成的社会大动荡、大破坏，而收获变革、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这种社会进步的理想途径，无疑值得鼓吹和追求。但若以近代中国为例来指责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过激”、以此反对“激进主义”，则有违史实甚矣！ 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强大的保守势力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巨大阻力。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生存必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即视其为“激进”。
当体制变革作为历史的要求提出之后，体制内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发动戊戌维新运动。他们当时不希望、也根本不希望“革命”，所以“戊戌变法”实际是非常温和。然而，清政府却以“极端”、“激进”的手段来对待温和的变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究竟是维新派“激进”还是保守派“极端”？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体制外”的留学生、会党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这样，一场社会革命便难以避免了。
本来，“戊戌维新”时清政府尚有一定的变革主动权。但它却拒绝改革，丧失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只是在经历了两年后的“庚子巨变”这种大流血之后，它才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地开始“新政”。不过为时已晚，此时再做这些已远远不够，需要做更多的改革或妥让，人们开始提出“立宪”的要求。到1904年，不少重臣都半公开主张立宪政体之国。
1906年9月初，清廷终于发布仿行立宪的上谕，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对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然而清廷并不珍视此时对它来说极其珍贵的民情民意。1908年公布的《宪法大纲》对权力的垄断甚至超过日本的“明治宪法”。连温和的立宪派也终于认识到“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开始号召“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几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但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
就在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 月8 日，清廷利令智昏地出台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完全违背皇族成员不能入阁当国务大臣的基本原则，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谓“立宪”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根本不愿放弃一丁点权力的真实面目。此举实无异于自掘坟墓，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
1911年5月推出“皇族内阁”之时，清廷又倒行逆施地宣布要将原本股份制的民营铁路收归国有。为保卫自己的产权，以绅商为主的几省股民自然要发起“保路运动”。四川保路风潮相对最为激烈，最后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然而，四川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一开始坚持的是毫不过激的“文明争路”，但清政府还是在9月初逮捕领导保路的绅商首领，随后在成都开枪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这究竟是绅商“过激”还是清政府“过激”？与一个月后的辛亥革命、清王朝的垮台又有何因果联系？史实彰彰，何须多言。
正是清政府的所作所为使从来温和谨慎的士绅商董都开始远离它抛弃它进而反对它！他们尚且态度大变、非常激烈，又何必指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是“激进”呢？是清政府的颟顸与极端顽固，最后“造就”了辛亥革命的“激进”。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革；只到时机已逝、完全丧失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但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以致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完全丧失变革的主动权。这样，它后来便不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直到完全破产。
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其实并非是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几乎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激进”思想，但在承平年代开明社会，形形色色的激进思想于民众之影响者几希，更掀不起能动荡社会的大风大浪，只能是屈居一隅的少数人信念，不足为意。然而，一旦社会腐朽不堪，而统治者又拒绝改革以疏不满以缓危机，民众忍无可忍最后抱定与汝偕亡之心，则蛰伏已久的激进思想便如狂飙突起，成为席卷一切的巨浪大潮。此时此刻，惟最激进者最有吸引力，暴力肯定不断升级，愈演愈烈，最终火焱昆岗，玉石俱焚，然势已至此，奈何者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