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基金的沦陷悲剧为何一再复制？

         2.06亿人民币，在普通百姓眼里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宁波有两名公务员，把单位用公款购买的价值2.06亿的国债，委托给一家证券公司做国债回购业务，并收受了公司的贿款。这笔钱，是市民的住房维修基金。结果证券公司倒了，2.06亿元全部打了水漂。两名公务员中，王某曾任宁波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主任；另一个陈某，曾任宁波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管理科科长、总经济师。
         又见公共基金被违规挪用！之所以说是又，是因为类似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轮番上演，比如上海社保案、李树彪骗取公积金贷款案……每一次都激起了公愤。但吊诡的是，哀之而不鉴之，从而使公共基金的沦陷悲剧一再复制。
         公共基金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信用。公共基金的基本性质决定了政府在公共基金中的角色是代管人。由政府机构代管，体现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而政府机构也须以信用作抵。正因为如此，政府机构只有代管的权利，没有滥用的权力。但此次事件中，两名官员沆瀣一气，擅自挪用住房维修基金委托证券公司理财，按规定，维修基金只可用于购买国债或用于法律、法规规定之范围，严禁挪作他用。对此，两名官员不可能不知，但偏偏能够得以违规逆行，说明了什么？起码说明两点，一是权力过大，二是监督失灵。
         以此次事件为例，两名违法的官员，案发前，一名任宁波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主任；另一名任宁波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管理科科长、总经济师。两人在图谋用维修基金理财时，可谓一拍即合，并且一路绿灯，简直如入无人之境。为何如此顺利，而不受任何掣肘？一大原因即在于王某系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主任。
         关于对公共基金的监管之缺位，更值得深思。报道中提到一些细节，即本来这笔资金是可以被追回的。一次是2004年7月，宁波市审计局在对管理中心2003年度财务收支进行审计时，发现管理中心有用维修基金购买的国债进行委托理财情况。审计局指出，“委托理财”存在一定风险。另一次是，建设部下发文件，要求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展自查工作。文件明确指出，国债在委托理财中，存在金融机构违规操作的风险隐患，并造成资金损失的高危风险。如有违反，“管理中心应依法立即与金融机构解除或修改协议”，并“及时收回资金”。但这两次提醒都被违法者当作耳旁风。由此，便不得不让人感叹现有监督机制之无力，简直形同虚设。
         学者郑秉文在谈到社保基金的安全时，曾提出了横向碎片机制的概念。即，过度分散管理的横向碎片体制，必将导致地方政府对其政治干预的权力绝对化、隐蔽化和政治化。在现行的社保基金监管制度框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劳动保障部门只具有业务指导权而无管辖权，对地方上以政府的名义违规动用社保基金的行为便无能为力，甚至中央政府根本就无从知晓。社保基金如此，其他公共基金也大抵如此。由此便可解释为何审计局和建设部尽管发文，但无济于事。此外，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在上级监管失灵、内部监督时效之外，最有监督本能的公众却无法进行外部监督。正如学者郑功成所称，主管部门应该报告社保基金收支情况，社会保险不属于商业秘密，公共基金要接受社会公开监督。但是当公共基金不公开透明，公众何以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