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重建 考验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灾难再大,总会过去。而政府和个人一样,必须从中得到执政能力的成长和提高。
最近两天,邓拓所著的《中国救荒史》成为旧书新提的热门。大家所议,一是回忆中国自然灾害频发的几千年历史,一是历朝历代在救灾中的施政手段。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抗灾史,但没有一个时代的救灾政策和救灾效果,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做的这样好。于青年邓拓而言,抗灾救荒是一种难得的人生课堂,可以从中领悟做人的道理,激励人生之高远;而于执政者,却是一次执政能力的大考验,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契机。
“如果说前一阶段任务重大、紧迫,那么这段就是繁重、艰巨,而且时间会很长,许多矛盾、问题会暴露。”这是温家宝总理前两日在接受采访时所谈的一句话,所言万分诚恳。重建之路任重道远,非第一阶段抢险救人时不怕牺牲不怕艰险所可比较。在前一阶段,救人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在此之下,无杂音、无矛盾、无问题。安危相助、扶危济困、戮力同心、众志成城,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每每于危难时刻彰显最甚。在此一阶段,“许多矛盾、问题会暴露”。重建,不仅仅是建设有形的物质新城,更是在漫长时间里,制度所要接受的种种检验与纠正的过程。总理不讳言重建要面临的矛盾与问题,并表现出解剖和解决诸多问题的信心,在此态度之下,另一个意义上的成年中国或将可期。
以教学楼倒塌为代表的建筑质量疑问、善款利用、救灾物资发放等,种种问题的落实和防范,比全民动员共同奋斗的阶段,繁难许多,抗震救灾若要取得最终胜利,非跨越此类种种难题不可。所谓废墟之上的新生,不可仅仅理解为有形物质和无形心灵的复原,更是希冀在此过程中制度的完善。
试举一二例为证。
比如信息透明化。这一点,政府在经历过非典等事件后,对应急中首先要做到的信息透明之必要性已经是一二三之类的问题,汶川地震的新闻可做证明。在事关稳定的问题上,政府以最大限度的信息公开透明,给救援和抗震打下扎实的群众基础。
比如行政问责机制。抗灾头几日,都江堰市纪委公布对三名抗灾不力的领导干部给予撤职处分,一时齐整军心、严肃纪律,此举意在建立起各级干部心中不敢懈怠的问责机制。事实证明,一切怠职、渎职、贪腐等责任心匮乏和贪婪心滋生,都是人民幸福的敌人。政府当建立起明确、到位的问责、问效机制,以好的制度实现激励、约束、惩处,实现灾区重建的效率。
再如监督机制问题。目前此问题集中在善款如何确保善用上。纵观中国救荒史,赈荒过程中出现的加捐加税、地方官员贪污克扣赈款等问题,成为天灾之上的人祸,其破坏力不亚于天灾。事实证明,人类无可躲避自然灾害,但发达的传媒和活跃的民主监督机制,能让一个国家获得抗灾效果的最大成效,这一点万分重要。舆论关注救灾物资的发放,总理在访谈中说,“这件事情不能等救灾以后再去查,必须做在前头,因此由中纪委、监察部、财政部、民政部、审计署五家,下发了一个救灾款物的管理办法……而且派出若干个审计检查组,开始检查物品,资金发放和使用的情况,这也是对我们各级政府,非常重要的考验。”审查程序之严格,值得赞许。
前一阶段,执政党所受考验,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民为本”成为舆论对政府表现的最高评价。而这一阶段,政府面临的是一个对繁重、艰巨的灾后重建考验。我们13亿人仍旧要万分团结,政府仍旧需要加油、再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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