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不需要政府信息伪公开

民众不需要政府信息伪公开

　　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了，信息公开专门机构在北京、上海、安徽、福建等省市均已陆续设立，向公众传递出政府重视信息公开的强烈信号。(《人民日报》4月30日)

　　笔者认为，要想让这项制度成为推进透明政府的助力器，应该在敞开作为上下工夫。所谓敞开意识，就是只要不是国家机密，“不会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政府所有的信息都应“打开窗户说亮话”，将各种公共信息一览无余地呈示给公众，满足公民知情权，解除公民“信息饥渴”，为公民提供更方便快捷的信息服务。敢于、善于敞开的深层意义更在于，政府用坦荡无私的行政胆略，将自己置于毫无隐私、不遮不掩、透明公开、客观公正的高度，打造廉洁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

　　纵观廉洁度高和民众权益保障健全的国家，都有较高的政府信息公开和行政透明，比如瑞典，早在1776年，瑞典议会就通过了一项法律“公开所有非涉密的公共文件”。目前在瑞典，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书面公务材料、公函、财务报告等，只要不属于国家机密，都必须向公众和媒体开放。为了限制政府对信息的自由裁量权，瑞典还制定了专门的《保密法》，极为详细地列举了哪些信息属于国家机密，哪些可以公开等。国家保密局副局长沈永社说：“保守国家秘密与推进信息公开是相辅相成的。”在信息交流数字化，在公民民主权利普及化，在公众知情权得到空前重视的今天，信息公开已成为无法阻挡的时代潮流。

　　之所以强调敞开意识，是因为不少政府和官员仍有难以杜绝的信息保密、保守意识，认为过于透明、公开，会给政府增加麻烦和行政负担，不利于管理，对信息公开口是心非。比如，新近发生的阜阳肠道病毒EV71感染疫情迟报、瞒报事件，当地官员就有这种心态，他们认为群众知道的信息越多，越会形成“心理恐慌”和社会动荡，“好心”政府用谎言遮盖事实，试图用信息混沌化和模糊化掩盖实情，结果适得其反。

　　还有“假公开”，公开不是主动积极自觉的公开，而是迫于民声公开呼声的被动公开，于是就在“公开”上做文章，公开成为“缝隙公开”，成为“半掩公开”，成为“通过窗户公开”，你不能说这是不公开，可这种遮遮掩掩、口是心非的公开，却是实实在在的“伪公开”。与其说是透明，不如说是模糊；与其说是开明，不如说是糊涂。权力作为不够透明、政府公共信息不够透明、群众权益落实不够透明，这样的公开意义不大。

　　还有一个“伪公开”的典型借口，那就是假借政府隐私、官员隐私。换言之，如果信息主体不想公开、不愿公开的时候，就可以假借“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堂而皇之地躲避、逃避公开。其实，政府、官员作为公共事务的服务者，其一切作为都是“鱼缸里的鱼儿”，即便是官员的个人隐私，也有一定限定，必须让位于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不要以为公开信息就会加重社会管理难度，影响社会稳定。这其实是对民众的不信任。现在，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政意识日益强烈，谁如果想继续蒙蔽群众，只会激化矛盾，滋生不良情绪。应该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爱护、拥护各级政府的，他们所谓的“寻衅闹事”，很大程度就是一种民意诉求，而不是胡搅蛮缠，蛮不讲理。

　　希望各级政府认真落实服务本位，多一些敞开风度，多一些坦荡风度，给予群众信任、信赖和理解，多些大胆透明，统一、公正的信息公开才有望得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