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跳楼秀”反思信息反应机制

从“跳楼秀”反思信息反应机制　　

　　“扰乱治安或者破坏公共秩序”对于“跳楼秀”、其实只是一个附带效应，而“扩大影响”、“借助舆论”、“要求见领导”等等，才是当事者追求的目的。这一目的，概而言之，实际上也就是：将自身信息、诉求、尽最大可能传播上去、“上达天听”，以求政府给予回应。

　　为讨薪、为感情纠纷而上演“跳楼秀”，以“死”要挟来讨政府一个承诺。——针对这一现象，广州市公安部门近日表示，“对以寻死的方式故意破坏公共秩序的，采取治安拘留处罚，对多次以寻死方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将其送劳动教养，目前此法收效显著”。（《南方日报》6月25日）

　　众所周知，在“治安管理”的范畴内，劳动教养是目前最为严厉的处罚手段（其限制人身自由最长可达4年，比一些刑罚措施甚至更为严厉）。那么，以劳动教养来应对“跳楼秀“，个中“强化打击力度，以重典求治“的寓意和治理思路，无疑十分明显。

　　虽然，有关部门已表示“此法收效显著”，但对于这种“显著”，笔者总是有些生疑。因为在我看来，所谓“跳楼秀”，无论是否“真真假假，作秀的成分居多”，从根本上讲，都不是或者不主要是一个治安管理的问题，而更突出的还是，一个信息自下而上传播、反应机制的问题。

　　据调查，“跳楼秀”的主要特点有：一是选择行政机关、繁华闹市、交通要道，以扩大影响，借助舆论给相关部门施加压力；二是事件持续时间长，通常都得数小时。“有要求见领导现场解决问题的，也有要求有关部门给其承诺的……不满足就以‘一跳了之’要挟。”

　　由此不难看出，“扰乱治安或者破坏公共秩序”之于“跳楼秀”，其实只是一个附带效应，而“扩大影响”、“借助舆论”、“要求见领导”等等，才是当事者追求的根本目的。这一目的，概而言之，实际上也就是：将自身不利信息、诉求，尽最大可能传播上去、“上达天听”，以求政府给予回应。

　　既如此，那么对于政府管理者来说，面对“跳楼秀”，除了从治安管理角度强化打击力度之外，便不能不着手进行这样的反思：政府之于民众信息的正常反应机制，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如沟通不畅、反应迟钝？毕竟，对于普通民众百姓来说，无论真假，“跳楼秀”都不是一个轻松、没有成本的选择，至少他们将不得不为此撕破脸皮——在众目睽睽之下牺牲起码的做人的体面和尊严；若非情不得已，何至于出此下策。

　　而一旦这样反思，我们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实际上是相当明显的。这正如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此前曾撰文指出的：在许多问题或者说“负面”信息自下而上传播的过程中，一些政府部门普遍存在一种“三不查”的反应倾向——“老百姓不去堵马路不去堵政府的门不去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不批示不去查、媒体不揭露不去查”。而如此一来，不可避免地便会给当事人带来这样的心理暗示：“你不闹出点响动来，问题就不要指望得到解决。”

　　以“跳楼秀”中最普遍的“赌命讨薪”为例，拖欠克扣薪水的常规反映、解决渠道机制不可谓不多，如工会、劳动仲裁、劳动监察等等，但是，在“事情闹大”、“领导批示”、“媒体揭露”之前，这些渠道机制是足够畅通、灵敏、有效的吗？

　　就此而言，对于“跳楼秀”，抛开治安管理不论，其实不无正面价值：一方面，它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政府在自身相关机制方面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跳楼”的手段方式虽然不妥，但至少表明，他们还是希望通过诉诸政府来解决自身问题的。

　　所以，处理“跳楼秀”，不管其是真是假，笔者以为，“劳动教养”这类高压政策，即便“收效显著”，也不值得过分冀望，而反躬自问自身存在的问题，尽快拾遗补阙才是根本。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正规渠道走不通、没有效用，老百姓何苦去上演如此激切的“跳楼秀”，而如果跳楼不是“秀”，乃当真“赌命”，其性命尚且不顾了，又何惧“劳动教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