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长的天价香烟及其他

《成都晚报》报道：近日，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开会时的照片被网友上传至各大论坛，网友们关注的不是周久耕本人，而是他手上拿着的一盒烟。网友进行一番人肉搜索后发现，周久耕所抽的烟是南京卷烟厂生产的“南京”牌系列“九五之尊”香烟，每条售价1500元至1800元之间。
        用自己的工资去买天价香烟，可能性几乎为零，此乃生活常识。不过，局长之所以敢当众抽这种香烟，一定未将此当回事；之所以不当回事，一定是根本没必要当回事。领导干部“注意影响”，在共和国历史上曾有相当长一段记录，如今看来，当时注重形象、洁身自好仅仅是“主观上”的一方面，而“客观上”的规律还是清晰可循的：假如别人都穿黑灰蓝中山装，而你偏西服领带，当然会很“另类”很刺眼， “影响”必然接踵而至。但今非昔比，如果该局长在与同级别官员交往中，抑或在其经常活动的人群中，许多人抽的都是类似的香烟，即会因习以为常而不假思索。相反，假如所抽香烟之档次一看就知系工资购买，反倒“另类”，反倒“没面子”而备受压力。这是什么？这是环境和文化。
        由此联想到“浙版林嘉祥”：虽然皮某坚称无意猥亵女童，但毕竟承认当时仅仅想“搭一下服务员”，实际上给了公众一个“前因与后果、偶然与必然”的答案。据记者调查证实，皮某是该咖啡馆的常客，该咖啡馆人员称：他和服务员都很熟，本来是想搭一下服务员。由此推想，皮某“搭”服务员的动作常有，不仅本人习以为常，咖啡馆的人也见怪不怪。有了这个“前因”，手错“搭”到女童肩上也就没什么。进一步推想，如果来此消费的官员都十分检点，而唯独皮某例外，他就成了另类，不仅同僚笑话，咖啡馆也难以接受。很可能的情况是，官员在娱乐消费中“搭”一下、“碰”一下或更“高级”的动作常见，于是彼此心照不宣、各得其乐。如果太“正经”，说不定还会招同僚耻笑。这是什么？同样是一种环境和文化。尽管早已不是“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但服务员毕竟既没有与顾客身体接触的义务，更没有被顾客“搭”的服务内容，商家之所以敢怒不敢言甚至投其所好，还不是看中公款消费这个最大的利润来源。“95%的贪官都有情人”，此言出自郑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璋，这是他分析省内外50多个贪官案例后得出的结论，且曾把贪官情人分成七种类型而令公众耳目一新。因为贪，才有条件养情人；因为养情人，才去肆无忌惮地贪。与其说这是一条经济规律，倒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环境和文化。社会环境因人而生并形成“潜规则”，文化的核心则是价值观。很多贪官之所以养情妇乃至养成群的情妇，大抵主要不在于情妇本身，而在于“价值追求”。例如：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金维芝创立的金式“情妇逻辑”谬种流传——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
        一种不良的文化往往是由不良的体制滋养出来的，它一旦成型，便会独立地存在并与这种体制并驾齐驱，“相得益彰”地发挥着更加不良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不良比体制的不良其性质更严重，其作用面比体制更宽泛，其追逐低俗和反正义的韧性比体制更顽强。过去，在研判腐败以及各种官场不良作风时，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是一概归咎于体制，如今看来失之偏颇。存在固然是意识的基础，体制固然是不良官场文化的基础，然而“文化”毕竟有它的独立性以及自身生成、发展、演变的规律。不明了这一点，找不到针对它的良药，体制改革就会增加无穷无尽的人为障碍和心理上的“反作用力”。实践证明，仅仅通过一般性的思想教育，并不是治疗上述“文化”的特效药。《成都晚报》报道：近日，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开会时的照片被网友上传至各大论坛，网友们关注的不是周久耕本人，而是他手上拿着的一盒烟。网友进行一番人肉搜索后发现，周久耕所抽的烟是南京卷烟厂生产的“南京”牌系列“九五之尊”香烟，每条售价1500元至1800元之间。
        用自己的工资去买天价香烟，可能性几乎为零，此乃生活常识。不过，局长之所以敢当众抽这种香烟，一定未将此当回事；之所以不当回事，一定是根本没必要当回事。领导干部“注意影响”，在共和国历史上曾有相当长一段记录，如今看来，当时注重形象、洁身自好仅仅是“主观上”的一方面，而“客观上”的规律还是清晰可循的：假如别人都穿黑灰蓝中山装，而你偏西服领带，当然会很“另类”很刺眼，“影响”必然接踵而至。但今非昔比，如果该局长在与同级别官员交往中，抑或在其经常活动的人群中，许多人抽的都是类似的香烟，即会因习以为常而不假思索。相反，假如所抽香烟之档次一看就知系工资购买，反倒“另类”，反倒“没面子”而备受压力。这是什么？这是环境和文化。
        由此联想到“浙版林嘉祥”：虽然皮某坚称无意猥亵女童，但毕竟承认当时仅仅想“搭一下服务员”，实际上给了公众一个“前因与后果、偶然与必然”的答案。据记者调查证实，皮某是该咖啡馆的常客，该咖啡馆人员称：他和服务员都很熟，本来是想搭一下服务员。由此推想，皮某“搭”服务员的动作常有，不仅本人习以为常，咖啡馆的人也见怪不怪。有了这个“前因”，手错“搭”到女童肩上也就没什么。进一步推想，如果来此消费的官员都十分检点，而唯独皮某例外，他就成了另类，不仅同僚笑话，咖啡馆也难以接受。很可能的情况是，官员在娱乐消费中“搭”一下、“碰”一下或更“高级”的动作常见，于是彼此心照不宣、各得其乐。如果太“正经”，说不定还会招同僚耻笑。这是什么？同样是一种环境和文化。尽管早已不是“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但服务员毕竟既没有与顾客身体接触的义务，更没有被顾客“搭”的服务内容，商家之所以敢怒不敢言甚至投其所好，还不是看中公款消费这个最大的利润来源。“95%的贪官都有情人”，此言出自郑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璋，这是他分析省内外50多个贪官案例后得出的结论，且曾把贪官情人分成七种类型而令公众耳目一新。因为贪，才有条件养情人；因为养情人，才去肆无忌惮地贪。与其说这是一条经济规律，倒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环境和文化。社会环境因人而生并形成“潜规则”，文化的核心则是价值观。很多贪官之所以养情妇乃至养成群的情妇，大抵主要不在于情妇本身，而在于“价值追求”。例如：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金维芝创立的金式“情妇逻辑”谬种流传——— 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
        一种不良的文化往往是由不良的体制滋养出来的，它一旦成型，便会独立地存在并与这种体制并驾齐驱，“相得益彰”地发挥着更加不良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不良比体制的不良其性质更严重，其作用面比体制更宽泛，其追逐低俗和反正义的韧性比体制更顽强。过去，在研判腐败以及各种官场不良作风时，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是一概归咎于体制，如今看来失之偏颇。存在固然是意识的基础，体制固然是不良官场文化的基础，然而“文化”毕竟有它的独立性以及自身生成、发展、演变的规律。不明了这一点，找不到针对它的良药，体制改革就会增加无穷无尽的人为障碍和心理上的“反作用力”。实践证明，仅仅通过一般性的思想教育，并不是治疗上述“文化”的特效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