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风暴面前放弃法律信仰？

        如果因为暂缓法律法规实施帮助企业渡过了难关，那么将会给社会和公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法律法规是管理的工具，需要时奉为上宾，碍手时弃之一旁。如此以来，对公民、企业和官员都是一种错误导向。显然这种导向也完全背离了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广东省政协委员刘涛、鲁开垠等日前建议，在金融风暴时期，广东应暂停员工的带薪休假制度，理由是“饭碗比福利更重要”。(2月12日《新快报》)
        为应对金融风暴，帮企业渡过难关，建议暂缓实施法律制度的声音，我们并非第一次听到。就在前不久，南方某市政府就曾向中央和省政府建议，放缓《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力度。这些建议表面上看，似乎合情合理。毕竟没有企业就没有经济发展，也就没有就业机会；而没有就业，劳动者也就失去了饭碗。一个人连饭碗都没有了，福利还有什么意义呢？
        然而，在笔者看来，问题并非这么简单，逻辑也并非只体现在这一层面。更深层面的逻辑结论或许关系到劳动者的长期就业和广泛权益，而不是一时一地、短时间内的利益维护。因为，一遇事就想打法律法规的折扣，为解决某一难题，就建议暂缓制度的实施，背后隐藏着可怕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具体来说，就是在一些有决策权和参政权的人士那里，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法律信仰，法律工具主义思想仍然十分严重，有时甚至还占主导地位，这与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具体实践极不相符。
        面对“打法律折扣”的建议，我们的第一个疑问恐怕是，在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严格执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就无法重振经济，企业就无法渡过难关吗？体现全国人民根本意志和要求的法律制度，到底给企业增添了多少负担呢？我们看到，相关专家关于《劳动合同法》实施引发企业倒闭风潮的“诊断结论”与某些官员和企业主的判断完全相左，他们指出，“准确地说，只是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不规范到规范的跨度很大，而引起企业的不适”，“从法律条款上讲，新劳动法对企业的影响非常细微，如果说劳动法给企业带来非常大的成本影响，那只能说该企业此前违规太多，现在要‘补上’”。很明显，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劳动者应得的报酬和补偿，以及应当享有的休假权利，都转变成超额利润被企业主攫取了，现在要归还给劳动者，只会带来情感上的不适，并不会使企业伤筋动骨。因此，将企业困难主要归咎于新法律制度的实施，既不客观也不公正，极易对社会和公众形成误导。
        而从建国以来的法制实践情况看，我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法律制度正式生效，在没有经过合法途径修改或者废止之前，决定暂缓实施的情况。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法律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逐渐增多，期间也曾遇到过经济滑坡的困难时期，但还从未出现过一个地方政府及代表委员公开建议法律制度暂缓实施的情况。而在我国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十多年后，却出现了公开呼吁法律制度暂缓执行的声音，对国人法律信仰的打击及对法律权威和尊严的损害，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因为暂缓法律法规实施帮助企业渡过了难关，那么将会给社会和公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法律是管理的工具，需要时奉为上宾，碍手时弃之一旁。如此一来，对公民、企业和官员都是一种错误导向。显然这种导向也完全背离了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笔者完全有理由相信，即使是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在不打折扣的前提下，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也完全有能力渡过难关。而在法律法规不打折扣的情况下渡过难关，则会出现另一种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既维护了法律制度的尊严，又让法治经受了考验，这必将在全社会进一步牢固树立法律信仰，意义深远。事实上，应对危机更需要法律信仰。对于有决策权的官员和有参政议政权的代表委员来说，更应认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