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案借网络流行语获关注是法治悲哀

     　又是一个案件引发的流行语。上次是瓮安少女李树芬溺水死亡，警方公布调查结果时提到了“俯卧撑”，随即俯卧撑走红网络。这次是云南青年李乔明死在看守所，警方称其“躲猫猫”时撞墙。很快，躲猫猫也火了起来。网友们一边讨论躲猫猫这个游戏的危险性，一边大量发帖“躲猫猫”。（2月17日《今日早报》）
　　一个案件能够引发一个网络流行语，其实并不容易，它必须具备一些起码的特质。譬如，这个案件肯定是疑点重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其次，把这个流行语置于具体案件中，肯定是严重违背了起码的常识。最重要的，这个流行语的创造者，在如此严肃的场合中说出这样的话，是极其不合时宜的“恶搞”。
　　舆论监督对于公共事件的影响，已经在瓮安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随着“躲猫猫”在网络上的流行，此案受到的关注度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在强大的舆论监督压力下，我们或许可以期待一个更为公正合理的解释。但令人悲哀的是，如果一个疑案不得不依靠一个网络流行语而受到关注，甚至只有因此而改变结局，那么正义显得是那么的可遇而不可求。
　　在一起刑事案件中，尤其是涉及到滥用私刑的时候，警方必须给出一个合理的有说服力的解释。理论上，因“躲猫猫”而撞墙死亡不是没有可能，但仅有这个说法，显然无法打消公众的疑虑和猜测。警方应该有能力意识到这一点，因此，“躲猫猫”一说只能做两种理解，一是警方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二是还有更多的事实没有公开。而不论是哪一种，此案都已进入一个转折点，需要独立的第三方介入调查。
　　另一方面，无论此案结局如何，疑案借网络流行语而受关注，都说明当前法治环境不容乐观。所幸，“躲猫猫”与“俯卧撑”一样，都足够地吸引眼球。但网友的关注终归是暂时性和偶然性的，不是出于制度本身的纠偏，充其量只能在个案中发挥作用，不具普遍意义，也行之不远。值得一问的是，还有没有人和李乔明一样，因“躲猫猫”撞墙而死于看守所，只是因为缺少这样一个爆点而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