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举报人不必迷信“另立新法”

         媒体调查显示，面对腐败行为，仅有40.1%的受调查者认为自己有举报义务。公众最担心的首先是举报得不到反馈，其次便是担心举报引来报复。据相关专家介绍，改革开放30年评出的10个反腐名人就有9个遭到报复，举报人保护制度亟待建立。
         虽然高达四成的受调查者都认为自己有举报的义务，但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人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真正履行这项“义务”的人凤毛麟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易指责“负有义务者”为什么不举报，因为任何一个理性人，在做出行为之前都要考虑风险和后果，如果举报对自己百害而无一利，不到万不得已谁会主动举报？
         问题的症结也在于此，10个反腐名人有9个都遭受过报复，这样的举报人保护现状，带给公众的心理暗示是，与其反腐一夜成名受报复，不如明哲保身求平安。一个举报人得不到基本保护的社会，肯定不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因为正义的社会需要有完善的制度来切实保护那些勇于站出来挑战丑恶现象的勇士。对于这种现象，相信很多人和专家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完善立法来保护举报人，比如说尽快出台《证人保护法》。
         这样的观点看起来很有道理，但事实上经不起推敲。在保护举报人、证人上，我们并不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比如《刑事诉讼法》里面第49条，《刑法》第308条都是专门针对举报人、证人的保护规定。如果说这些规定由于过于原则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话，那么早在199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虽然在立法层级上比不上《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但谁都知道，在我们的国情下，像这样的系统内“规定”或者“办法”反倒更具法律效力。
         虽说专门的《证人保护法》可能更有针对性，但我们千呼万唤的法律最终出台以后，会不会也犯了“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弊病，同样也陷入缺乏可操作性的困境之中呢？而且，更关键的是，对于举报人、证人的保护，需要的是在如何保护上下工夫，既然现有的法律资源已经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存在不细致、缺乏可操作性甚至规定缺乏执行力等问题，那么对法律进行解释或者出台实施细则，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何必费时费力地去“另立新法”。要知道，“另立新法”在时间和物质成本上都要高于“补充旧法”。
         一味迷信“另立新法”，其实是对“法律文本”的迷信。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最终还要靠人来实施。之所以举报人、证人屡屡受到打击报复，或许并不完全在于我们的法律存在“空白地带”，而是权力难以受到有效的制约。法律再粗线条，再缺乏可操作性，也不可能产生“被举报人拿着举报人的举报信质问甚至打击举报人”的法律实施结果。起码的底线都守不住，立法再多又有何用？或许可能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我不是在无原则地反对出台《证人保护法》，而是反对那种迷信“另立新法”就是灵丹妙药的观点。想想有多少曾被公众寄予厚望的法律，在实施之后让公众依然备感无力的例证。“立法”不过是我们法治进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树木当成森林”，恐怕某一天当《证人保护法》出台并且实施之后，还会有不少人发出“谁来保护举报人”的质问，这或许才是保护举报人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