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算“经济账”的“跳桥秀”是冰冷的残酷

         5月3日，一个广西男人坐在广州海珠桥顶诉苦，自称儿子在三元里走失，至今没有找到。公安及消防部门在一小时后成功将其劝下，事故造成海珠桥大堵塞。33天内 8次——— 海珠桥上跳桥秀一再上演，成了广州市民和相关人士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南方日报》5月6日)
         8次跳桥秀浪费多少人力物力——— 据初步估算，8次跳桥秀共耗时13.5小时，消防部门共出动49名消防员，8辆云梯车和8个22米的气垫。记者观察，每次处理跳桥秀，还需几名水警、20至30名交警、10名派出所民警、一辆120救护车配1名医生2名护士。有市民认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起码超过百万元。
         这样的算法有没有问题，这样的算法背后，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可曾被计算在内。更直接的问题在于，如果仅仅从经济动机考量“跳桥秀”，是不是说明社会陷入了“经济动物”的境地？
         或许，算经济账并无不妥，因为任何事情都要付出成本。但是，面对所谓的“跳楼秀”和“跳桥秀”，如此的计算还是让笔者感到了一种冰冷的残酷和刻骨的辛酸。在“经济账”的算盘后面，人文关怀不见了，人的价值被物的价值所取代，甚至社会已经放弃了对弱者上演“跳桥秀”本质原因的探讨。或者说，在这样的计算中，整个社会被割裂在应该承担的责任之外，也正是在这样的计算中，社会的断裂展示在公众的面前。
         从新闻介绍的跳桥者情况来看，原因可以归结为生计问题、医疗问题、拆迁问题等，可以说，这些问题都与公民个体的生存相关，与公民的生存底线相关，更与整个社会的生存伦理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的“跳桥秀”是生存理性的显现，是一种无奈的抗争。在这样的前提下，纯粹从经济角度进行衡量合适吗？
         经济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对“生存伦理”进行了全面的解释，他认为，生存伦理就是根植于农民社会的经济实践和社会交易之中的道德原则和生存权利，“在同一共同体中，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和道德观念”。应该明确，“跳楼秀”和“跳桥秀”的主要目标是生计，是生存，是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在这样的目标下，如果社会囿于经济的考量，在笔者看来，就是对弱者生存伦理的剥夺，也是对整个社会道义的背叛。
         更重要的是，“跳桥秀”的一再上演与社会的救济渠道缺失有关。现代社会是制度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这就意味着它的发展越来越受制于制度安排和制度供应。但是，现实表明，对弱者的关怀和救助依然是个薄弱环节，依然处于无力状态。这才是“跳桥秀”和“跳楼秀”一再上演的终极原因。认识不到这点，一味从经济方面算账只会诱导社会演变成一个冷血的世界，而非充满温情的世界。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广州33天上演8次“跳桥秀”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仅仅从经济方面进行考量是舍本逐末、南辕北辙的做法。我们理应从生存伦理和社会现实的角度审视33天上演8次“跳桥秀”，而不是让公众和当事者感到冰冷的残酷，经济理性决不能成为社会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