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博士选拔机制要有紧迫感

         4月23日，复旦大学经过专家考试和校招生领导小组讨论，把38岁的蔡伟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导师为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38岁读博士并不稀罕，稀罕的是蔡伟只有高中学历，下岗十余年——— 8个月前，他还在辽宁锦州蹬三轮养家糊口，从未想过，人生最大的转折即将到来。(4月28日《解放日报》)
         这些年来，博士的名头其实已经坏掉了。其中的原因固然极其复杂，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教授不具备招收博士的主动权，通过参加统一考试而被录取的博士，不过是高校生产流水线上的批量产品。而批量产品不过是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产品，除非生产机器发生故障，几乎不可能出现特色产品。因此，想读取博士学位，必须参加统一考试，其中的“英语”这项公共课，让很多虽然在某方面具有极强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潜质、而因为偏科没有办法通过英语考试的人，望而却步。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所看到、接触到的很多人与事，更可以佐证上述看法。因为很多人对研究并没有太大兴趣，也没有足够的研究能力，博士头衔不过是以后混个官职、混个职称、甚至是混个社会身份的工具。而按照博士学位设定的初衷，博士头衔的取得应该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副产品，因为如果你对学术研究具有足够的兴趣与能力，取得博士学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不是为学位而学位，否则，到最后只有“位”而没有“学”。可是，在标准化生产中，研究能力平平，但并不偏科，特别是英语较好的人，往往最有机会获得读取博士学位的机会。但这个机会一旦取得之后，在现有的想不要学位都难的博士培养机制下，大家可以轻松去读，只要最后凑出10万字左右的论文，不管是否具备足够的学术水准，绝大多数都会顺利毕业。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顾云深在接受采访时说，“某种程度上，考试当然是最公平的做法。但如果把考试制度固化，推及到人才选拔的每一个层次，一些偏才、怪才就会失去机会，尤其是博士生阶段，需要的是对某一门学科特别热爱、愿意钻研、且有研究能力的学生，而不是最会考试的人。我们至少应该把招博士生的权力还给教授，因为他们最有资格去判断什么样的学生最合适。”
         这些年来，已经有很多人呼吁将博士招生的权力还给教授，但实际上进展缓慢，蔡伟这个案例之所以能够成为新闻，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因为这是个偶然性事件，而不是个普遍性事件。即使在这个偶然性事件中，也可以看出的是，裘锡圭教授作为“古文字学泰斗”的特殊声誉，以及学校专门与教育部进行沟通的努力，才使得蔡伟这名三轮车夫有可能被录取。这意味着其他“非泰斗”级别的教授即使发现了人才，也不可能招进来；其他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与教育部沟通的学校，即使“泰斗”级别的教授想招进特殊人才来也不可能。
         我们当然期待所有的事情都制度化，因为权力寻租在中国是个普遍现象，健全的制度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腐败。但在人才的选拔制度上，尤其不涉及公共权力的人才选拔上，在辅以监督机制的前提下，应该能够给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攻读更高学位的机会。否则，正如从清华大学辞去博士生导师的陈丹青所言，“不拘一格降人才”最后成了“一格一格降人才”。这会让中国本就不发达的学术生产，因为标准化选拔而舍弃掉那么多出色的研究人才，以及因为标准化选拔而收纳了那么多并不出色的“研究人才”，这些“研究人才”不可能生产出足够传世、足够为社会致用的学术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