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诉辩交易化解“杨彦明案”的正义困局

         21日，“证券界死刑第一人”杨彦明终审被判死刑。此前，杨一直拒不交代6500万贪污巨款的下落。二审时杨突然称部分钱款用于行贿，却仍拒不继续交代具体去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认定杨彦明具有非法将公款据为己有的故意和行为，虽然其拒不交代赃款去向，但不影响对其行为的认定。(4月22日《广州日报》)
         虽然从法律上看，杨彦明完全是罪有应得——— 依据我国刑法，“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即可处以死刑。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说，就社会正义的实现程度而言，这依然是一个令人感到遗憾的审判结果———针对杨彦明个人，法律固然实现严惩意义上的正义，但是从完整案情追查的角度看，却留下太多的正义漏洞。
         一方面，因其拒不交代，6500万贪污巨款的下落、去向，至今依然成谜，而相应的追赃，更是无从谈起。据检方认定，杨的6500万贪污，“既没往家里拿，更没有因为赌博或者包养情人之类的开销，也从来没有把任何资金转移到境外”。这意味，即便杨最终被明正典刑了，仍不妨碍有人享受6500万赃款带来的巨大非法利益。另一方面，杨彦明此前已承认其贪污“部分资金用于行贿”、“给了相关部门和个人”。如果这一陈述属实，那么必然意味着，此贪污案背后还密切关联着其他案件，如贿赂案。
         因此，如果只因其拒不交代，该案便以杨彦明被处死刑收场，隐匿背后的贿赂案真相势必就此埋没，这样的结果无疑令正义很受伤。因为这意味着，对于6500万背后的那些受贿者来说，杨彦明一旦执行死刑，他们就可以彻底“安全”了——— 死刑在这里起到了销毁证据的作用。
         如何化解6500万带来的正义缺憾和困局。笔者以为，借鉴西方国家司法界普遍实行的诉辩交易制度，或许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所谓诉辩交易，即在案件真相难以完全查明、检方掌握证据有限等情况下，为提高司法效率、尽可能实现社会正义，检方与被告人之间进行协商交易，如以减少指控罪数或者向法官提出降低处刑幅度为条件，换取被告人如实交代罪行的一项制度。显然，此项制度虽然带有某种迫不得已的无奈性质，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却能产生许多积极的司法价值。
         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在集团、窝案性犯罪中，也有助于分化和瓦解共同犯罪——— 通过许诺对某一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罚，换取对更多其他犯罪分子的充分惩处。具体到杨彦明案，可以通过从轻处罚(如不判处死刑)来换取其对6500万具体去向的如实交待，并将其背后潜藏的犯罪嫌疑人挖掘出来，从而实现司法正义的最大化。
         正义必须尽可能实现。但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囿于种种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这种实现的途径难免又会有代价和成本，比如与被告人进行诉辩交易所带来的成本，但是如果这种成本能换来更大的正义收获，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两利相权取其重”，无疑又是值得的。事实上，虽然我国并无明文的诉辩交易制度，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事实上已包含这方面的性质和内容。
         现在，杨彦明案虽然已是终审判决，但尚需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意味，破解6500万赃款取向之谜，仍有机会。最终结果如何，我们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