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定终身”何以成为“最不坏”的选择？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24日接受人民网访谈时指出，今后的高考制度将包括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评价，以改变“一考定终身”的考录方式。他说，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不仅仅要看一次高考考试的成绩，也要看平时的学习情况，就是学业水平测试，以及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也就是综合性评价。(4月27日《人民日报》)
         戴家干的这番话并不新鲜，“一考定终身”的坏处早就有了共识。可是一旦用综合素质测评来取代“一考定终身”，如何落实综合素质测评这个环节，公众之间立刻就发生了分裂。因为综合素质测评的实质，就是将考生加分和推荐的力度、范围扩大而已，参照过去考生加分及推荐制度中存在的种种猫腻，许多人都担心，在没有找到合理公正的评价学生整体素质的机制之前，这种改革由于导致更多的环节进行自由裁量，有可能成为人情和权力干扰高招的新工具。正是这种分裂，使“一考定终身”长期成为“最不坏”的无奈选择。
         细想想确实是这样。每个学生平时各项素质的评价，先由他每年的语文、数学、体育等任课老师作出，最后由学校中层、校长去定夺；学生通过某些竞赛获得的荣誉或特长，依赖竞赛组织者、评委认真把关；考生平时所做的社会志愿工作，要依靠这类组织的准确记录。也就是说，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要靠几十甚至上百人尤其是关键环节的负责官员秉公无私才能实现。如果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被人情或权力染指，综合素质测评就立刻变形，而这种变形的最大受害群体又是本来就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农村考生！
         从理论上说，出现这种局面后，我们可以采用高校“宽进严出”这一机制来补救，对不合格的学生进行淘汰。可我们目前还难以做到。穷学生一没靠后门进校，二不敢不努力学习，多数都不是淘汰的对象。需要淘汰的，恐怕绝大多数是那些以往各项素质差、不想刻苦学习的“权力生”。要退回他们，难度可想而知，对方既然有能力进来，也有能力留住。再加上退回学生可能会减少高校的学费及其他收入，还会影响下一年的招生，高校决策层也缺乏积极性，这也是高校淘汰制度执行多年没见淘汰几个学生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前两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用权力监督机制来弥补，可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学校在考试、录取中出现的问题，行政及司法机制主动介入的不多，媒体监督更是无法有效参与，因为学生中学阶段的评价材料不是公开的，每年高考及录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都被列为高度机密；至于高校对学生的淘汰问题，由于缺乏具体细致的操作规范及学校的配合，媒体更是无法进行监督。
         某个行业亟需改革的东西长期无法改革，那一定是因为某种超越该行业本身的系统性症结制约了它,高考制度同样如此。可见，要想走出“一考定终身”这个死结，就不能让高考考生综合素质的全面评价权和录取权、淘汰权继续在封闭的、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系统之内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