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的矿难与“致命”的流感

         每一起矿难的背后都有逝去的生命，每一个逝去的生命背后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遗憾的是，在矿难已经成为“常规事件”的境况下，舆论例行公事般报告一下遇难人数，追踪一下事故原因和善后情况，还来不及等待事故最后的处理情况，这起矿难已经步入被遗忘的边缘。
         仅仅时隔两天，重庆綦江“5·30”矿难已经淹没在信息的汪洋中。30人遇难，77人受伤，遇难家属最低获赔20万，这些数字就像飘荡的叶子一样，很快就不知将被吹向何方。在目睹一次又一次的淋漓鲜血后，我们最初的揪心和愤怒，渐渐变得失去痛感，都有些麻木了。
         尽管矿难像一个驱散不去的恶魔一样频频光顾，但它已经难以刺激公众敏感的神经，甚至包括媒体，信息选择的传播方面都有些“审难疲劳”了。这是不是预示着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不再敬畏生命的尊严与价值？
         似乎不能这样判定。同样人命关天，与矿难相比，甲型流感的威胁我们要感兴趣得多。4月初全球爆发甲型流感以来，舆论便以超强的态势进行关注，报纸上有甲型流感的专版，网络上是甲型流感的专题，这些信息都被置于极其显著的位置。国内每一起甲型流感患者的出现都牵动着公众的神经。毫不夸张讲，这段时间舆论的焦点始终集中在了甲型流感上。
         就在甲型流感传播的同一时段，中国的矿难也在接连发生。4月17日，湖南郴州永兴县樟树乡大岭煤矿发生爆炸事故，至少造成18人死亡；5月15日，云南镇雄煤矿发生瓦斯爆炸，10人死亡；5月16日，山西朔州一煤矿发生炮烟中毒事故，11人遇难6人重伤……
         每一起矿难的背后都有逝去的生命，每一个逝去的生命背后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遗憾的是，在矿难已经成为“常规事件”的境况下，遇难人数的多少直接关乎着舆论对其关注的程度。梳理一下这些矿难新闻不难发现，舆论例行公事般报告一下遇难人数，追踪一下事故原因和善后情况，还来不及等待事故最后的处理情况，这起矿难已经步入被遗忘的边缘。
         而对甲型流感，除了舆论倾力关注，国家也投入了相当的人财物力全面防控。卫生部明确要求各级卫生部门24小时有人值班、农业部和质检总局也纷纷成立监控小组对相关方面做好监控工作，对于感染了流感病毒的回国人员以及密切接触者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追踪治疗。在所有这些工作环节中，早发现、早呈报、早诊治、早隔离被高度强调。对于甲流的防范工作我们颇有成效，截至目前，虽然内地确诊病例已经增至33人，但无死亡病例。
         矿难和流感，哪一个对生命的威胁更大不好妄加判断。但是，流感是不可抗力，流感的威胁也是不可预期的，这是大自然的威胁，我们除了做好防范工作，在根治流感方面并无显著手段；矿难呢，从理论上讲，如果监管到位，如果安全措施防范得当，如果不违章违规操作，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或许，预防流感和杜绝矿难不能简单相提并论。从全球视野的角度看，防范流感显然更具有国际化色彩，国家倾入的人财物力应该高于一般事件；从事件属性上看，甲型流感的爆发属于全球突发性事件，而矿难在中国当下的国情里只是一个“常规事件”，国家对甲型流感的重视当然要高于对矿难的重视；从防范手段上来看，对流感的防范我们采用的是“全民动员”的方式，这一方式不太可能套用在对矿难的预防上。
         二者虽然不能简单类比，但在对甲流的防范工作中，我们高度强调社会监督和公民责任，事实上，社会监督和公民责任(比如对归国留学生的社会监督与对其责任担当的期许)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一举措完全可以套用在煤矿安全生产中。早有论者指出，在煤矿这样的高危险行业，只要有丁点的疏忽，就可能让人死于非命。因此，要克服安全生产的执行力不足问题，必须赋权社会监督才能改变对安全问题的被动监管、改变目前穷于应对的矿难频发的非良性发展局面。
         在我们倾全力有效预防甲型流感的时候，重庆綦江矿难顷刻之间剥夺了30人的生命。一个类似于“太外来客”的敌人都被有效控制了，为何却打不败频繁侵犯我们的宿敌？矿难难道真成了一块破不了的坚冰，成了无解的斯芬克斯之谜？到底是我们没有“抗体”，还是“非不能为，而不为也”的观念出了偏差？！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反思，如果不幸发生了下一起矿难，我们还有没有热情去像关注甲型流感这样关注矿难。这不仅仅是留给媒体的命题，也是留给政府部门以及每一个公众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