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记者被骗：“制度逼人作恶”的又一范例

         为取得北京户口，20多岁的央视女记者张某被“国情局局长”骗财、骗色。日前，假冒“国情局长”的程朝俊一审被判刑10年半。2007年底，程朝俊提出聘用张某为《国情内参》的兼职编辑，并要求其保证“必要的时候为国家利益奉献肉体”。而张某的北京户口迟迟未办成。(5月24日《新京报》)
         说实话，这名伪国情局长的骗术并不高明，但就是这样一个硬伤累累的伎俩，让见多识广的央视女记者乖乖入彀。
         北京户口成了骗子的道具，屡屡让北漂铤而走险，就不能不让人反思北京户口所衍生的病灶了。通过非正常手段办理北京户口，有违法之嫌，这一点女记者不是不知道，但她偏偏固执如此，一方面说明她相信这名“国情局长”手脚通天，另一方面也足以说明她太渴望拥有北京户口，已经不惜铤而走险了。由此，笔者认为，女记者为户口被骗，只不过是“制度逼人作恶”的又一范例而已。
         这样的被骗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一个最好的例证是，最大倒卖进京户口案日前在北京开审。据报道，由北京市人事局车队原司机付长利、首都医科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原负责人张锡长等4人组成的犯罪团伙，伪造相关手续，先后办理了92份假北京市户口，获利109万余元。更耐人寻味的是，著名导演王小帅也在这些违规办理户口的人之列。
         事后，这一案件引发了坊间沸腾的讨论和痛切的思考。也许有人会说，干吗非要追求北京户口？其实，凡是在北京生存的北漂都知道，有无北京户口所展示的绝非只是尊严问题，更是生存问题，北京户口的含金量有多高，若不具有北京户口又将是多么痛苦，这种心理折磨非外人所能体会。也正因为如此，由北京户口引发的悲剧不胜枚举，比如前几年发生的父亲摔死婴儿的悲剧——— 43天里，刘瑞良四处奔波为新出生的孩子上北京户口。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元旦之夜摔死了满月不久的小生命。悲剧主人公刘瑞良是北京市集体户口，妻子是外地人，按当时政策，自然无法为儿子落户。
         其实，因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制造出来的恶绝非只是北京户口，只不过北京户口所呈现的更集中更激烈罢了。
         利用户口作诱饵进行诈骗，这是恶；通过非正常渠道办理户口，这也是恶。但我们只咒骂诈骗犯吗，我们只鄙薄买卖户口的人吗？放过制度的恶，单纯嘲讽小恶，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制度逼人作恶”更可怕。即便如王小帅，也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北京户口，并且当不拥有北京户口，屡屡遭遇一系列让人百感交集的困境时，那些有些想法的北漂，便必然寻求其他非正常渠道，这是自然而然的。
         我国现行的户口制度，其功能不仅仅是为了“识别身份”，身份符号的背后隐匿着权利命题。公众之所以强烈要求彻底的户籍改革，当然不是为了追求城市户口这样一个名分，其实质是呼唤权利平等。在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度里，通过陈腐的户籍制度，固化城乡二元结构，必然造成权利差异、身份不平等和阶层之间的对立。
         总之，女记者被骗是女人以身体叙事来表达对不合理户籍制度的嘲讽和反抗。逼人作恶的制度该摈弃了，户籍改革不能再“挤牙膏”了，是时候进行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了，否则，只会产生更多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