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救济比免费医疗更公平有效

　　3月1日，在酝酿了一年之久后，《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办法(试行)》如期推行。这项被媒体称为“开国内先河”的医疗保障制度推行两个多月以来，让全体神木人民真正体会到了“看得起病”的前所未有的实惠，同时，公众道德风险却又把政府推上了一个尴尬的位置……（5月17日《扬子晚报》）
　　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推行全面免费医疗的神木，会是一幅何等火爆的场景。当地一位政府官员无奈地说：“受到免费医疗的诱惑，有的患者是生病后非等到3月1日以后来看的；有的是多年看不起病的；还有的是小病非要住院看的……”
　　无法回避，这样一项惠及民生、得到公共社会一致赞许的公共医疗制度，正面临着公共道德风险和财政风险。而事实上，免费大门的打开，医生和患者都有过度占用公共医疗资源和服务的倾向，必将导致财政入不敷出，无法维系现有的医疗保障水平。最终政府会陷入两难境地，继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财政将更加难以为继，而一旦降低，又会引起社会反弹。所以，在我看来，神木医改模式虽然出发点积极，具有标杆意义，但因为制度设计存有诸多缺陷，注定是不可复制的个例。
　　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对于“免费”的公共品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公共财政有限、医疗资源有限，且人口基数庞大的大国，施行政府大包大揽式的全民免费医疗起码从现在来看是行不通的。强行为之，除了显见的如神木这般引发的公共道德风险之外，还有公平和效率难以保证的双重弊端。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蛋糕。所谓的全民免费的医疗服务其实仍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公共来买单。既然资源有限，既然财力有限，那么，我们就应该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出最大的公平和效率，没有必要学习西方人已经开始反思的包揽式医保模式。窃以为，在继续推行医疗公益性的基础上，建立制度性救济体系比免费医疗更重要和可行。譬如专门面向弱势群体的特殊救治制度，再譬如大病特殊救治制度。当看不起病的穷人在面临生命之忧时，当普通患者交不起巨额医疗费时，迅速启动制度性救济，全方位地保障所有公民的健康权和生命权。
　　免费医疗只是看起来很美，远远不如完善到位、启动有力的制度性医疗救济更有安全感，更能促进社会公平和效率，这才是普天下看不起病者的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