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放大了底层民众的“社会性愤怒”？

         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时，与一女服务员发生争执，该服务员用修脚刀将对方两人刺伤，其中一人被刺伤喉部，经抢救无效死亡。据野三关镇一位退休干部称，双方争执可能是因事发前邓贵大向邓某提出特殊服务要求，遭拒后，邓贵大从怀中拿出一沓钱抽打邓某的头部，由此引发了命案。目前，这一说法尚未得到警方证实。(《长江商报》5月12日)
         在这一尚未获得确证的说法面前，网友群情激奋的程度令人有些目瞪口呆——— 数以万计的留言，几乎集中于对被刺死官员“活该”的情绪喷发，女服务员成为弱势群体无奈自卫反抗的标符。一边倒的情感倾向如此汹涌，似乎让整个事件在尚未完全水落石出时就已然定性。
         这种情绪化体现并不鲜见。在这两天的“杭州富家子弟开车撞死大学生”、“清洁工‘捡’300万金饰或被起诉”等事件中，网上言论迅疾出现了旗帜分明的舆论阵营。如果将网络视为民意指向出口一个日益重要的参照指标，在剔除掉某些过度情绪化的意见表达后，上述现象显然共同凝聚为一个命题——— 为什么如此多的网民“仇官”、“仇富”、“挺清洁工”？
         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环境的产物，不同于知识技能的直接教育，人的道德品质、人格养成、价值观以及对社会现象的认知，更多地依靠环境的感染熏陶。长期生活在宽容平等的社会氛围里，耳濡目染，就将养成相对平和乐观、理性分析等亲善品质。相反，长期生活在人际关系紧张、各阶层接触日渐减少乃至淡漠的社会气氛中，人们形成的可能将是缺乏信任、本位冲动等情绪产物。“杭州富家子弟开车撞死大学生”的民愤激昂，在类似事件之前已经多次发生，从所谓的“三环十三郎”等富家子弟飙车、到更广泛的国内富豪过度炫耀一掷千金、对底层民众权利蔑视乃至压榨、以及财富原始积累阶段“原罪”等形象危机，同时联想当下基尼系数拉大引发的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形，使得民众对富豪阶层的所作所为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反应，而富豪及子弟的不加节制又在加深民众的思维定式。
         在“清洁工‘捡’300万金饰”事件中，清洁工属于社会底层的身份，与“捡”到价值300万的黄金首饰的偶发性构成了事件的“奇特”，再加上之前各类报道中清洁工的自我辩护，让不少读者根据信息反馈判断其无意为之的可能性大于蓄意犯罪。从人类心理学来讲，人们会不自觉地将某个事件与似乎关联的其他事件进行纵向比较——— 官员轻易挪用贪污数千万巨款从轻发落、许霆因为银行取款机的设计缺陷获得意外之财而获刑过重，这些前车之“鉴”都让人容易将“无辜”之类的认知附加在清洁工的弱势符号上。“官员被女服务员刺死”中一退休干部未经证实的说法，又制造了民众女服务员刺死官员的“果”，来自于官员无礼在先并采取用钱抽打其头部的野蛮之“因”，官员与服务员两个相差悬殊的身份符号被再次抽象化，成为权力践踏权利、人性保卫自尊的意义阐述。女服务员刺向官员的那把修脚刀，无疑也刺中了民众情绪挤压的软肋，为弱者主持正义的道义感召、女服务员可能就是下一个“我”的心理暗示，掩盖了等待真相后再加以分析的理性克制。
         这三起事件背后看似失却客观公正的“民意暴力”，实则是在现实生活中，民众更多扮演沉默的大多数，只能在口水板砖中寻找心理慰藉。毕竟，直接决定社会基本框架和运行规则的，并不是道德层面的公序良俗和文化心理，而是公共司法制度和公权运作方式。这两者直接塑造社会模式，并对民众心理产生深远影响。如果民众总是从某些公共事件中得出结论——— 司法对于官民同一性质与程度的行为偏向于选择性执法、富豪总能肆无忌惮地在社会各个层面挤占民众权利空间、权力沦落为少数人玩弄公众权益的橡皮图章。那么，民愤就不单单是个人的愤怒而极易演化成一种“社会性愤怒”。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上述事件中所呈现出来的民愤并不仅仅是针对与此，更多的愤怒情绪恐怕还是从类似的其他事件中移植而来，只不过这次集中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