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官员“娱乐至死”的非典型标本

       即便邓玉娇在法律面前付出了她的代价，邓贵大恐怕也难以赢回他死去的尊严。从某个侧面来看，他的死倒不失为一个各级官员引以为戒的标本。
        湖北巴东女服务员邓玉娇的那一刀，将把其引入“故意杀人”还是“防卫过当”，现在还没有最终定论。舆论的纷扰缘于当地警方5月18日的案情通报，通报中被刺死官员邓贵大的“特殊服务”要求不见了，凶器由最初的修脚刀变成了水果刀，邓玉娇的自首行为现在成了须经法院认定。超乎公众想象的案情通报将当地警方置于舆论漩涡之中，甚至有评论表示，“巴东警方像被刺死官员的辩护律师”。
        “女服务员刺死官员”一案发生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理解民间舆论对其“标签化”的解读。社会现实境况的某些不公下民众压抑的情绪，无疑借助这一事件寻找到了发泄的出口。于是，在案情尚未完全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在民众心里，邓玉娇的那一刀完全是为求红颜自保，而要求“异性洗浴服务”(最初报道的是官员要求“特殊服务”)的官员则是自作自受。
        民间舆论并不是司法公正的唯一准绳，无论与被刺死官员的社会地位相比，邓玉娇的阶层标签如何“底层”，这都不足以消解她在法律上的罪与罚。所以，我们更应该冷静等待法律公正判决的到来。
        在“女服务员刺死官员”一案中，如果仅仅反思民间舆论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这还远远不够。邓玉娇的“那一刀”除了引发上述反思，我们的视角不妨放得更开一些，以此为契机透视一下官员的品行素质与“娱乐方式”。
        被刺死者邓贵大乃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项目招商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5月10日，邓贵大等人酒后到该镇雄风宾馆休闲中心“梦幻城”消费，按照警方的说法，邓贵大要求女服务员邓玉娇为其提供“异性洗浴服务”。“异性洗浴服务”这一暧昧的“消费名词”有没有涉及令人不齿的内容，公众不好妄加揣测，可它至少不属于传统道德观里基本娱乐的范畴，公众也难免从中猜测基层官场风气之堕落。具体来说，邓贵大出入雄风宾馆的消费是自费还是公费，如果是公费，这笔钱是怎么来的？他去消费的目的是什么，是招商项目的需要吗？邓贵大要求“异性洗浴服务”消费方式是他的个人行为还是当地官员普及化的娱乐消费模式？
        邓贵大的“娱乐至死”虽然是极端的个例，但某些基层官员不堪的品行与没有羞耻感的道德观并不是没有先例。前不久被媒体持续关注的贵州“习水案”与浙江“丽水案”中，又有多少丑陋的身影与基层官员有关。
        抛开这些基层官员丑陋的“娱乐方式”不说，单单就官员是否应该出入娱乐场所而言，这也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问题。从社会法治建构的角度看，国家不可能出台一项规定以“铁的纪律”的形式严禁官员出入娱乐场所，况且这样的法规可操作性也不强。但从官员作风建设的角度考量，禁止官员出入娱乐场所倒是常常以部门法规或者地方规定之类的形式进入公众视野。公安部在今年曾经出台规定严禁公安机关领导干部出差、开展公务活动由企事业单位、个人接待，或者接受下级公安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人安排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石家庄市在今年3月也公布实施了《石家庄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规定(试行)》，公务员出入高消费娱乐场所的，轻则调离岗位，重则免职处理。不必多言，这些规定的出台无疑都是为了约束官员八小时之外的生活细节，以期提高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巴东也许没有出台过类似的规定，邓贵大走进娱乐场所反而搭上了卿卿性命。只是，因为他的死被附加了“异性洗浴服务”这一不被传统道德观所接受的“消费方式”，所以即便邓玉娇在法律面前付出了她的代价，邓贵大恐怕也难以赢回他死去的尊严。从某个侧面来看，他的死倒不失为一个各级官员引以为戒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