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当明确何为“逮捕必要性”

         广东梅州市一人大代表石育清用340张白条，侵吞公司资金3000多万元。梅州市检察院认为该人大代表已经涉嫌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但考虑到对方的人大代表身份，未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在今年5月中旬潜逃，此事在司法界引发争议。(《南方日报》6月9日)
         梅州市检方不对石育清采取强制措施，理由有几点，一是他是人大代表；二是不抓人是希望能对此案进行调解；三是他不会逃跑、不会串供、不会危害社会，没有逮捕的必要性。“公安部门对他(石育清)进行半年多的侦查，他都没有跑过，要跑早就跑了。”
         如果能排除人情或者其他因素，我个人认为，梅州市检方不逮捕的理由并非不能说通。逮捕只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强制措施，只是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一种手段，不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并不等于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而且，一些国家对于逮捕、羁押之类的强制措施都很慎重。在西方国家，类似我国“逮捕”的强制措施——— 羁押的适用率通常在40%左右，这远远低于我国——— 2007年全国刑事案件的逮捕率是90.2%。近些年来，最高检察院多次强调应当降低逮捕率，对于“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不宜逮捕。因此，不能因为出现犯罪嫌疑人逃跑的事件，就认定当初梅州市检方的做法是错误的。
         检方的做法之所以会引起争议，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律对于“逮捕必要性”以及其他相关监管措施的不完善、不到位。目前，法律对于是“逮捕必要性”的表述仅见于《刑事诉讼法》的第六十条的规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寥寥数语，根本无从分辨现实中千差万别的情形，对于什么样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不但学者争议很大，检察机关自身也难以把握，这就容易给检察机关“选择性执法”留下空间并引起公众的质疑。
         而且，对于不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监管措施也很不到位。西方国家逮捕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监管比较到位，犯罪嫌疑人想逃跑比较难。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对于犯罪嫌疑人的约束力很低，犯罪嫌疑人很容易逃跑，因此，公安机关想方设法要将犯罪嫌疑人羁押起来保证诉讼顺利进行。此外，法律对于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逃跑的处罚比较宽松，犯罪嫌疑人逃跑被抓捕后，并不会在刑罚上受到加重处罚。
         所以，在犯罪嫌疑人石育清逃跑的一事中，我们更应当看到对于逮捕相关制度的完善。首先，有必要完善“无逮捕必要”的标准，比如具有固定的地址、具有稳定的工作单位，悔罪表现比较好，不是恶性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等等；其次，对于所有因为“无逮捕必要”而不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加强监管，扣押相应的证件，并将其有关信息上网，防范其逃跑；再次，就是应当修改法律，对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逃跑的，不但要没收保证金和处罚保证人，而且应当作为一个量刑上的从重情节，加大对其的处罚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