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制度补位才能终结“非正常死亡”

　　4月1日，全国公安机关反腐倡廉建设会议在京举行，公安部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督察长祝春林指出，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要以解决执法过程当事人非正常死亡和监管场所安全隐患等执法突出问题为重点。既要严肃执行纪律，又要重视维护民警执法权益，严肃查处打击报复、暴力袭警等侵权案。（4月4日《武汉晨报》）
　　祝春林督察长直言今年重点解决当事人非正常死亡问题，足见高端对大众媒体曝光的一起接一起的执法问题的重视程度。民众与权威机构的心情一样，他们也并不希望看到 “俯卧撑”、“躲猫猫”之类的扎眼的词，他们希望看到法律成为每一名司法人员时时敬畏的天条，希望看到人的权利特别是与生俱来的生命权，不被失去监督与制约的公权力践踏。
　　执法者是人，公民也是人，即便触犯了国家法律而入监的非罪大恶极的嫌犯，他们的生命权同样应受到法律与执法者的敬畏。司法机关理当将充分保障公民的生命权作为自己每时每刻牢记于心的头等大事，杜绝非法侵害当事人生命权，充分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神圣权利。
　　不可否认，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基层执法人员的“执法为民”理念淡薄，执法素养缺失，查案办案工作中，缺失一种人本思维，导致某些地方执法者疏离民众。特别是近年来大众传媒上曝光的几起“非正常死亡”案例，暴露了一些公共执法者头脑中挥之不去的特权意识。
　　而且我们还应看到，媒体对几起公民非正常死亡案例的曝光，虽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却顺应了现代公民对生命权更加尊重的时代要求。显然，要终结这种“非正常死亡”个案，必须从执法监督与公权力约束的制度层面去查找形成之因。
　　冤假错案中往往伴随着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的影子。没有公开报道的不说，单就近年来公开纠错的冤案、错案的司法后续失职究责与制度补位来说，似乎一直缺少一份深入体制层面和国人骨髓的“痛究元素”，一直缺乏一种坚决彻底的防范性措施的出台。我们期待，让民众深恶痛绝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能在制度的强力约束下，尽快得到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