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问责话题：如何弥补监管缺位

　　城管乱收费，元氏县政府不闻不问，原因不外两点：一是县长不知情，二是知情而不管，无论哪种情形均属县长不作为。
　　让人诧异的是：对于不作为，竟然没有任何公开的监管措施。如何弥补缺位的监管，如何对不作为、乱作为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这类“后问责话题”浮出水面。
　　监管之前需剖析不作为产生的根源。行政不作为表现为政府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的失职、渎职、懒政等行为，其中多以渎职的面目出现。毛泽东曾形象地把官僚主义者比喻为泥塑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九（久）坐不动，十分无用——这仍是对当下某些官员的精准素描。
　　不作为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不想作为。个别干部把权力变成牟利工具，对自己没好处的事不办，容易事变复杂，能快办的事变慢办，可称之为“泥鳅式官僚主义”。还有个别干部外无压力、内无动力，升迁无望或临近退休，热情和干劲衰退，自然无所作为。二是不能作为。个别干部和公职人员能力水平确实有限，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样的人不乱为已属万幸。
　　无论哪种，均属责任意识缺失。把责任意识化为行为习惯，需要有效的监管体系。通过教育来增强责任意识固然必要，但教育并非万能，习惯于把行政伦理仅仅建立在个人道义与道德的基础上，这事实上是另一种不作为。
　　问责是减少不作为的手段之一，但问责是对不作为结果的纠察，属于亡羊补牢。如何做到防微杜渐，从根源上消解不作为，这就涉及如何监管的话题。
　　权力行使与权力监管是一对矛盾。当前的监管体制中存在着诸如常设民主监管机构缺失或缺位，监管形式和方式错位等问题。由于部分监管职能失灵，才导致监管失范，也才引爆这场问责风暴。
　　如何让干部摆脱撞钟和尚的惰性心理，或约束其拍脑门的乱作为习惯，就需要对行政绩效做出公开、公正考评。这既需内部监管，更需强化外部监督，让公仆们不敢懒政、乱政。
　　问责不作为的同时，也要警惕表面、短效的超前作为。脱离实际地乱上项目，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片面追求GDP等乱作为，更需问责。
　　以制度纠偏某些恶劣的官场文化，是后问责时期面临的新课题，好在干部问责已经有了法规依据。最近颁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就是从组织监管走向法律监管的开始，冀望此规定能让领导干部学会以敬畏之心对待公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