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问责应以制度化告别情绪化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进入制度化时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指出，对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等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如专家所说，目前在行政问责中还存在着问责的粗线条，以及因之而产生的情绪化倾向。这种情绪化主要表现在公众反应的情绪化，他们多是根据一个事件对自己情绪的冲击，得出需要问责的程度。而至于到底该问谁的责，该问怎样的责任，公众并不能准确把握。
　　公众的情绪化问责是存在的。他们通常置身事外，通过媒体的报道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走向。加上社会转型带来的焦躁心理，以及原有问责制中的不完善，公众的情绪很难让位给理性思考。问责中的情绪化也可能表现于行政问责主体的情绪化。最典型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很多看似稀松平常、司空见惯的小现象、小毛病被严厉问责；二是很多本应该被严厉问责的严重事件、舆论焦点，在表面严厉问责后“虎头蛇尾”。其中，以第二种情绪化的社会反响最为强烈。此时，问责就像是与舆论“躲猫猫”，你问之切，我处之果，一旦舆论“断档”，问责也就停止。
　　行政系统内问责的情绪化，大多与问责者有灵活的空间去进行选择性问责有关。其实，“举轻若重”的问责和“举重若轻”的问责，根本原因都在于责任和权力的对应关系是灵活的。原本是小问题也可以严苛问责，以显得行政高效；而原本是大问题却可以雷声大雨点小，在与舆论的博弈中，实现问责的表层化与暂时性。正是在这种情绪化的问责下，公众对于行政问责的感受更趋于情绪化。
　　能够消除情绪化的有效路径就是问责制度的不断成熟与坚决执行。从制度的效力层面讲，完善的问责制度必须包括三个方面的功能：首先，发现需要问责的情形；其次，进行针对性的问责；最后，应将问责进行到底。
　　公众立场的问责通常是直观的，情绪化的；行政内部的问责又可能是封闭性、功利化的，也表现出情绪化的不稳定状态。此时，消除情绪化的最好措施就是处理好公众、行政部门、责任人三者之间关系的法治化问责。这就意味着所谓的问责不是站在其中的一个立场上发言，而是从权力与责任的基本对称出发，规范行政权力，确保谨慎用权成为公职人员的共识。从根本上说，只有不断完善的问责制度，才能让双重情绪化真正消退，公众、行政部门、责任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平衡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