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救救官场上“醉死”的官员

         日前，武汉市新洲区水务局47岁的副局长金国庆在陪客吃饭过程中，因饮酒过量导致心脏病突发死亡。当地纪检监察部门表示，2005年发布了“禁酒令”，今年的工作重点是查处公务接待，金国庆饮酒过量身亡一事是否涉及公款消费等问题，纪检部门已介入调查。
         纵有“禁酒令”在先，一个生命因酒而逝，依然令人惋惜。现在只能等当地纪检部门的调查结果，如是公款消费，金副局长估计很难得到社会同情；即便是参加私人宴请，因为有“禁酒令”在先，也很难得到体制内认同——一切仿佛都是死者的个人问题，而笔者所关注的，恰恰是官员酒事与社会秩序的问题。
         政府官员饮酒滋事，譬如斗殴、猥亵女性、驾车撞人，直至饮酒身亡，是常见诸报端的新闻，以至于民众见怪不怪了。从一些地方颁布的“禁酒令”和喝酒指标的红头文件看，在一些地方“酒场”占据了“官场”的重要分量。而如果一些地方官员公款消费大吃大喝，那么注定与腐败存在干系。众所周知，腐败不是一个单向度的过程，那么，既然有官员吃拿卡要和把酒问事，所对应的关照提携和权“X”交易几乎无可避免。可以说，官员的酒场可以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抛开酒桌上的腐败不谈，单说一些官员的酒场，或许就是法治社会的绊脚石。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个“熟人社会”，人与人通过私人关系构成一张张关系网；只有社会变迁为“陌生人社会”，其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制度。但看看一些地方“禁酒令”都禁不住的官员酒局，很难说我们在向“陌生人社会”迈进。事实上，一些官员的酒场已成了“关系网”下的“关系场”。
         官员酒场上的“熟人社会”，显然对构建法治社会形成威胁。公权层面“潜规则”多了，法制层面的明规则就要被异化。一些地方公权层面的“熟人社会”越活跃，与底层民众的隔膜就越深切。
         《广州日报》15日报道，今年有84万考生放弃了高考这条传统的“跃龙门”之路，其中以农村考生为主，原因是农村学生通过读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趋少。我们固然可以从多视角来看待农村考生弃考，但却不能忽视大学生就业已掺杂进“熟人社会”的因素。一定程度上，这可看作是当今社会阶层分化的真实写照。当一些权贵群体越来越熟稔于“熟人”状态，底层民众越来越无奈于“陌生人”状态，法治社会的构建将变得艰巨。而这有多少是官员“酒场+关系场”累积的结果，我们无法想像却想知道。因此，构建法治社会，不妨从拯救那些沉醉在酒场的官员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