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时代良心”需要完备的制度后盾

　　为维护社会治安，为上海世博会顺利举办创造良好社会环境，上海市公安局日前发布了《上海市公安局奖励群众举报违法犯罪通告》，决定自即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对群众举报违法犯罪查证属实的，给予特别奖励。提供重大线索，奖励人民币5000元至30万元。（9月22日《新民晚报》）
　　对举报违法犯罪的群众最高给予30万元的奖励，的确很有吸引力。那么，高额的举报奖金会不会让更多的群众加入到举报违法犯罪的队伍中？我认为还不能太乐观。
　　近年来，举报人遭打击报复的现象并不鲜见。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每年发生的对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200多件。这也暴露出因为我国举报人保护制度的缺位，导致举报人处于“带着镣铐跳舞”的尴尬境地。
　　媒体报道，去年底郑州市社保稽查大队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到年底，10万元的举报奖励基金才发出去3万多元。而发不出去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匿名举报者担心暴露身份而遭到报复。虽然各部门在举报之初，都承诺绝对保密举报人信息，但由于我国的法律对如何保护举报人规定得过于笼统，许多举报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诚然，近年来有关部门加大了查处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力度，但打击报复现象仍时有发生，这就造成了举报人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害怕领奖金时身份暴露。
　　在一些法治先进的国家，都是将事先保护放在第一位。1970年，美国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中就有具体的“政府证人的保护措施”，规定“在每一个案件中根据具体情况用一切有用的方法为证人提供保护”。该项目的实施，让大量证人和其家庭成员受到保护，比如重新安排居住地、换发新的身份证件。许多国家除了立法对举报人进行保护，还设立专门的举报人保护机关。
　　每一个举报人都是“时代良心”，在力量上明显处于弱势的举报人，需要国家的公权力给予保护。如果大多数人为避免高风险代价而“集体失语”，是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建设的一大损失。因此，我们必须从机制、体制上进行完善，在保护举报人制度建设上有所突破。只有举报者感觉越来越安全、举报的成本越来越低，在法制社会中才可能有更多的“深喉”站出来张扬“时代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