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6年后,朱镕基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再次走入公众视野--9月2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下称“《答记者问》”)一书,在全国各大书店公开发售。此书一经推出,民众就表示出了热情——人民出版社社社长黄书元表示,在公开发售的第一天,这本书就登上了当当、卓越、西单图书大厦、王府井图书大厦等排行榜的第一名。而在福建、海南、宁夏、江苏等地,读者都要排队购买《答记者问》一书,几近脱销。
这本书将人们拉回那个属于他的年代,朱镕基在这本书中罕见地谈起个人经历。
“一天到晚都头疼”
朱镕基总理的任期并不长,只有5年,就是这5年,让他走进了历史。观察家们分析,朱的成名源于之前中国政坛少有像他那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比如,第一次以总理身份公开亮相,他“地雷阵”、“万丈深渊”等极富形象色彩的比喻,让公众兴奋、激动,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改革的艰难现实和窘境。
朱镕基对改革是这么定义的,他说:“改革,是一场人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极大的变革,所以不能不产生矛盾,也不可能不遇到阻力,有时候,会引起一些并不很了解前景的人的一些不满。”
“比方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时候,中国曾经有10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或者说失业。这当然引起了社会不稳定,一直到现在(2000年9月,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这些下岗职工也不可能完全都能就业……”
“又比方说,由于我们采取的农业政策的成功,中国人解决了吃饭的问题,粮食不是不够,而是超过了需求。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粮食价格不断下降,农民收入减少,引起了农民的不满。”
2002年3月,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坦陈了自己的忧虑:“我一天到晚都头疼,最厉害的,就目前来讲,主要是增加农民的收入。因为这4年里,国家的公务员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的工资……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亏损企业在3年里面已经基本脱困,很多企业职工的工资也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比较起来,农民的收入增加得不快,个别地方还有下降……”
在1999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理一年的他感慨异常:“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我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的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
话锋一转,他又说:“我所不满意的,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我也感觉到,有个别部门和地区没有很好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
没有小时候的磨难就当不上总理
朱镕基对于个人经历,不是说“不值一谈”,就是讲“没什么可说的”,尤其不希望别人学习他,因为“没有什么优点,除了埋头苦干以外,不希望别人学习”。
“关于我,有种种传闻,或者说传奇。我知道目前为止(2000年10月),至少有11本关于我的书,我没有时间去看。它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看这些东西。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值一谈。”朱镕基说。
在《答记者问》中,他罕见地几次谈到自己的个人经历。
在接受韩国中央日报社会长采访时,他说:“我出生后就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那时又正值日本侵略中国,所以那段日子是很艰苦的。就像孟子讲的那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也许是这种挫折与磨炼有助于自己的成长。我不管受到什么挫折和磨炼,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起,就立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许没有小时候那些挫折和磨炼,我今天就当不上总理,就不会有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了。”
1999年4月2日,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行人采访时,朱也谈到幼年经历:“我是靠我自己个人的努力,才能够受到教育的。也许这培养了我一种性格,就是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在2000年的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针对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针对台湾问题的提问,他动情地回忆:“抗战全面爆发时,我只有9岁,救亡的歌曲,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每逢唱这些救亡歌曲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我就充满了要为祖国慷慨赴死的豪情。今天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能够允许自古就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吗?绝对不能!”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演讲时,他描述了青年时代的情形:“我1947年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时候,清华被称为‘中国的MIT’,我所学习的教科书大部分是从MIT来的,当然,不是从美国来的原本,是在中国影印的……我当时就憧憬有一天能够到MIT来学习,而且拿一个学位。”
2000年10月14日接受东京广播公司采访时,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我吃了很多亏。我的一生中经受过很多的挫折,你很难想象。”
这种青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种经百难而不回的勇气,让朱镕基为政时多了许多坚忍,少了一份中庸。上任伊始,他喊出了“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惊人之语;在中美关系最敏感的时候,在美国媒体将其照片用得“像个死人”的情况下,他依然前行,“因为,既然你们(美国部分议员)有气,我就要去给你们消消气。”
处理问题多从历史角度出发
朱在任期间,曾经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对本届政府的评价,“由人民和历史来做。”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他也常从历史感角度出发。
针对美国迟迟不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朱镕基幽默地说:“克林顿总统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现在不批准,恐怕要后悔20年。我可以加一句,不只是后悔20年,恐怕千百年以后,美国人民翻到这个历史的时候,也会要后悔,为什么当时犯这个错误,掩卷而长叹……”
针对人权问题的提问,朱镕基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我告诉她一句话。我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她说:‘是吗?’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说:‘不是吗?我比你大10岁,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参加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上中学呢!……中国几千年是封建社会,还有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50年,50年怎么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在很多人的脑海以及媒体的报道轮廓中,朱镕基是一位锐意进取的革新者,可他自己并不这么看--“我称不上改革的先锋,绝对不敢称自己是改革的旗手。这个旗手应该是邓小平先生,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就总理任期,他曾这么总结:“现在,有一个现代化的工具叫Internet。Internet上骂我们的言论有的是,天天都可以看到骂我的话。(但是)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不接受“赤字总理”称号
但朱又是一个较真的人,对于外界有人给他的“卖国贼”、“赤字总理”称号,他一概不予接受:
“我当上海市长时,主张在上海设立AIG分公司,有人说我‘卖国’。可惜我当时作为上海市长还没权力批准AIG在上海设分公司。直到我1991年到北京任副总理之后才批准。”
“大前年(1997年),我跟乔治费舍尔先生谈,请他的柯达公司来中国合作的时候,我曾经被某人第二次当成‘卖国贼’。但是经过这两年,柯达公司进入了中国,大量地投资,促进了中国胶片工业的发展。因此,那位叫我‘卖国贼’的人,最近在春节活动的时候来对我讲:‘我以前讲错了。’”
“我相信,今后我不会第三次被称做‘卖国贼’了。”
“对于外界称我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经济沙皇’等,我都不高兴。”
“香港有一份报纸,送给我一个‘荣誉’称号,叫‘赤字总理’。我从来不接受荣誉称号或者荣誉学位,因此,对这个问题我需要解释几句。我查了手头的资料,我只查了二十几个国家。2000年,19个国家都有赤字,包括一些发达的大国。所以,问题不在于财政有没有赤字,而是这个赤字的水平是否在承受能力范围以内,特别是这个赤字是用在什么地方、‘赤’在什么地方……
“所以,对不起,我不能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奉送回去。”
口袋理连一分钱也没有
在很多媒体乃至传记的描述中,朱镕基都是以一个带有几分孤独意味的改革者身份出现,但《答记者问》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是,朱镕基对此并不认可--“我一点也不孤独。”2000年9月21日,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和NHK的采访时,朱镕基说。“每天要看无数的人民来信,每天有无数的人打电话要来见我,我不能全看,也不能都见。我一年所批出去的文件包括人民来信接近一万件。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在我的办公室等着我一个一个地见他们。”
那么,作为一个总理,朱镕基的业余生活是怎样的呢?
“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睡觉的时间都不充足,根本没有时间从事体育运动和文娱活动。几年以前,我偶尔还打打网球,现在没时间了。”
“欢迎外国的政府首脑也好、元首也好,最多也就是参加会谈和宴请,从来不参加文艺活动。不是我不喜欢文艺活动,实在是没有时间。我在国内参加文艺活动,一年也就是一两次,最多也就是3次。”
“平时,我就是在自己的院子里散步,转圈。院子太小,转起圈来头晕,但我必须保证每天散步一个小时。我爱好文学,也爱好音乐,但现在既没有时间读小说,也没有时间听音乐。所以,我的生活很简单。”
“为了让脑子休息一下,我近两年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是与我的夫人散步时,一起去背颂过去所念过的中国古诗,最近(2000年6月份)我们在背《长恨歌》,描写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现在可以全部背下来了。”
朱镕基的大学同学告诉记者,退休后,朱镕基的生活变得清闲起来,冬天,他会到南方避寒,气候适宜的时候,会到各地走走,每天爬一个小时香山,下午散步一个小时,再就是拉拉胡琴,和夫人劳安来上一段京剧。
当然,《答记者问》这本书还告诉读者一个小秘密:“我在家里是完全听我夫人的。我的口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全部上缴给她了。”
据《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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