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钓鱼执法之恶不仅在“钓鱼”

         一个闵行区，两年内竟然能够冒出5000多辆非法营运车辆，确实有些匪夷所思。而如果钓鱼执法背后确实存在巨大的利益链条，那么行政执法部门自身涉嫌违法在先，而且涉嫌违法金额又如此之巨，这才是我们关注钓鱼执法事件的重中之重。
         已正式起诉上海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钓鱼”执法的律师郝劲松，日前给上海市18个区县的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及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发出了19封申请函，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申请信息公开。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各单位在接到该申请函后须在15个工作日内依法答复。(10月19日《广州日报》)
         应该说，郝劲松切中了钓鱼执法的命脉。自从9月中旬私家车主张军被闵行区城市交通执法大队“钓鱼罚款”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包括最近孙中界自断手指以示清白，太多愤怒的舆论指责行政钓鱼执法对社会道德和良善的戕害，也有评论认为钓鱼执法的本质是“公权碰瓷”，最终会让公众陷入“无人怜恤、不被救济的危险忧虑”。这当然是行政钓鱼执法之恶，但在一个逐步健全的法治社会中，仅仅以道德和良善的维度考量钓鱼执法，还远远不够。
         在郝劲松律师的申请函中，明确要求上海各相关单位公开近几年来的“钓鱼”信息，包括查获非法运营的“黑车”数量、罚没金额总额及去向、预定罚款指标任务、配合执法的“钓钩”人数以及奖励金额等“敏感”数据。按照最近的相关报道，被“钓”的司机都要交1万元罚款才能提车，而且罚款交给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那么这其中牵扯到两个问题，首先是罚款标准如何规定的？其次是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具不具有收缴罚款的权力？
         按照《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其罚款限额必须遵照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有的甚至需要由国务院作出规定；而且明确规定“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罚款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政机关、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那么，现在确实有必要让上海当地有关部门公开相关信息，尤其是罚没金额总额及去向。此前有报道说，“钓钩”可以从收缴的罚款中获得一定额度的奖励，加之罚款标准是否合法，作出罚款决定的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是否与收缴罚款分离，疑问重重，需要通过信息公开给公众一个完全真相。如果涉嫌违反上述法律和法规，那么行政钓鱼执法之恶就不仅仅是戕害社会道德和良善了。
         按照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的工作总结，两年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上级的预定指标。一个闵行区，两年内竟然能够冒出5000多辆非法营运车辆，确实有些匪夷所思。而如果钓鱼执法背后确实存在巨大的利益链条，那么行政执法部门自身涉嫌违法在先，而且涉嫌违法金额又如此之巨，这才是我们关注钓鱼执法事件的重中之重。
         当然，郝劲松律师发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函，或许会得到不尽人意的答复。倘若如此，那么就关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即上海在全国率先实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后，信息公开制度的刚性到底如何，至少能在这19个部门的答复中得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