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案逃犯为何多是农村孩子？

         农村青少年犯罪率上升，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们该反省什么，如何解决农村青少年犯罪率高的现象，才是当务之急。但是这种年轻人身负命案，且农村孩子占了绝大多数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以至农村青少年犯罪现象呈蔓延之势，很显然，这不利于当前的社会稳定。
         为什么这些身负命案的年轻人，大多数来自农村———11月16日，广东警方公开悬赏通缉50个命案逃犯，大多数人来自农村，这一显著特征在网上引起热议，很多网友表示，农村留守孩子应该获得更多的关注。(11月17日《广州日报》)
         农村青少年犯罪率上升，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面对这个事实，我们该反省什么，如何解决农村青少年犯罪率高的现象，才是当务之急。但是这种年轻人身负命案，且农村孩子占了绝大多数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以至农村青少年犯罪现象呈蔓延之势，很显然，这不利于当前的社会稳定。
         报道说，杨芝星在50名被通缉逃犯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他的命案缘自小镇上的一场纠纷，今年1月上旬，杨芝星与镇上的一名男子发生纠纷，随后杀死该男子潜逃，杨芝星是主犯，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而被警方上网通缉。
         17岁的杨芝星是“90后”，应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后代，我把“80后”和“90后”称之为农民工的“新生代”。“新生代”不少在城市长大，不在城市长大的，也曾经是“留守儿童”，父母长期不在身边，跟着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生活，缺乏应有的家庭管理和教育。家庭教育是每个人一生中不可缺少的启蒙教育，健全而有效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健康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料显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检出率高达57.14%，且父母打工年限越长，孩子的心理问题越严重，这些都可能成为他们后来犯罪的因素。11月9日的《广州日报》报道称，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近六成属于“盲目流入城市犯罪”。
         “新生代”不仅在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着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像父母那样，能种地，“城里没有我吃不了的苦”。他们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却又不满足于现状。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大相径庭。其中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要远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在他们的心里已经感到了一种落差：一种乡村与城市的落差。他们不愿像父母那样吃苦，更不愿像父母那样过着清苦的生活，他们有梦想、有思想，可“思想者是痛苦的”，现实与境遇往往差别很大，内心的困惑也越来越大。不可忽视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各种应得的利益被剥夺，生存和精神的压力让他们感到这个社会不公，从而形成压抑、烦闷、消极厌世的社会心理，产生不满情绪。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正在呈上升趋势，并可能会在未来城市犯罪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比例。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现实，令他们产生异常的“边缘心理”，强烈的“城市失落感”导致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不愿意扮演“边缘人”的角色，渴望超越父辈拿到“城市身份证”，享有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但在现实中却无法得到满足，心理的失衡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走上犯罪道路。“犯罪是社会管理的成本，社会管理不善，成本就要增高”，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是农民深层次的“衍生”问题，这不仅是农民工自身的问题，也是涉及到整个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事关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已超过1亿人，面对这个庞大的群体，政府和社会应予以高度重视，出台政策，完善措施，以消除由农民工问题而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