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贪官外逃需要釜底抽薪之举

         据透露，中纪委、监察部与多个部门建立了防范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一些长期跟踪研究官员腐败的专家表示，多部门协调破案是很重要的一点。比如在贪官潜逃之前，国家反洗钱部门发现有异常资金流动，会通知其他部门给予关注。
         外逃贪官增多使得中国政府面临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人民创造的大量财富被贪官圈走挥霍。现在的问题是，要把贪官和资金重新弄回国内并审理判决，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贪官们逃往的地点一般是与中国没有签署引渡或司法协议的所谓司法独立的国家。为此，有关部门近年创造了一种“劝返”模式。
         不过，我始终对这种模式的有效性表示怀疑。这一模式本身，就自相矛盾，因为贪官们既然打定主意要潜逃外国，企图用亲情、友情或晓以厉害来打动他，显然是缘木求鱼。退一步而言，即使某些贪官能够被说动，也是以减轻处罚的许诺为条件的。这无疑是对司法的不尊重，有损社会的法治精神。而且，对贪官讲条件，也会助长更多的贪官外逃，同时给社会传达一种不好的价值导向：腐败是可以讲条件的。
         那么，对贪官外逃就放任不管么？当然也不是。贪官之所以能够顺利逃出去，凸显了我们制度和规定中的许多漏洞。比如，目前的银行系统无法跟踪记录大笔资金的流向，银行对现金的使用、特别是大额现金的提取和使用没有严格的限制，这就为许多犯罪分子洗钱提供了空间。还有，未能与更多国家特别是贪官们心目中的外逃目的地国签署引渡或司法协助条约等等，这些都是有待改革和加强的。就此而言，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有助于遏止官员的外逃，是对上述制度纰漏的完善。
         对于贪官外逃来说，上述补漏只是一种技术措施上的改进，要打击贪官外逃，最重要的还是从根本上防止腐败的滋生。换言之，如果贪官无钱可贪，那他自然就无需外逃。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有两类官员最容易获得非法收入：一是掌握人事权力的，二是掌握经济权力的。前者主要从买官卖官过程中获取，后者主要是从国家项目投资中获利。从外逃贪官的类型来看，有买官卖官的，更多是后者。这是因为，买官卖官虽然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金额也越来越多，但用经办此类案件的官员来说，贪官们所携带的款项，主要来自土地开发、税收、城建工程经费、金融机构“贷款“、截留的政府开支、大型国家建设项目资金等。所以，打击贪官外逃，既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更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的干预。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阻断贪官外逃又是一件很急迫的事情。因此，在改革还不到位的情况下，我认为目前可做的是加强投资和预算的民主化，重建政府预算。要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就必须改革政府预算。事实上，投资的公开和透明本身就是一个预算问题，因为政府投资的钱只能来源于政府的预算收入。而中国的预算体制和投资体制一样，也是不公开和不透明的。
         所以，要想贪官们不从国家项目投资中获利，目前可以找到的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重建中国的公共预算体系，建立起人大对政府预算编制、执行情况的审查、批准，将政府所有的收支行为都置于人民及其代议机构的监督之下，从而使政府预算决策过程是一个民主的、公众参与的和透明的过程。这一点，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是能够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