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立法才能突破“一定范围内申报”

　　继去年新疆阿勒泰试行官员财产申报以来，内地地方政府探索官员财产申报制纷纷“试水”。近日珠海市委六届七次全会审议《中共珠海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意见》，《意见》规定，逐步实行党政“一把手”家庭财产在一定范围内报告制度，“一把手”的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都要列入报告内容。（1月17日《成都晚报》）
　　推行“阳光法案”向前又迈进了一步，值得肯定。但看到这个“一定范围内申报”的限制词，我们还是感到不解。报道中未解释这个“一定范围”的半径是多少，这实际上折射出，我国推行“阳光法案”还一直停留在“下不达上、停在‘点’上”，看起来显得心事重重、犹豫不定。可以想见，在权力预定的“一定空间”内申报，更像是老子与儿子间在有板有眼地玩着一种“申报”游戏。    
　　老子要打开儿子的私家房门，要翻开儿子的钱口袋看个究竟，即便发现有豪宅超标，瞅到儿子的钱囊里富得流油，大义灭亲者有，但这种情况比较罕见。众所周知，权力徇私的根源在于不受公众约束和监督，而权力天然就有一种拒绝约束的本能。而“一定范围内”申报，倒像是权力从纵深层面形成的一种“拒报”同盟。这样既可从表面上释放一种“申报善意”，又能从内部构筑一道防止公众监督的阳光照进来的隐形屏障。
　　所以，当前要及时遏制腐败就不得再回到如何约束权力的老问题上。反腐就是要给公众及代表机构赋权，让更多公民、更多机构能手持“削权刀”去替官员削权。这才是来自外部的一种无法阻碍的“阳光力量”，而非内部架设的“父子同盟”式的“削权秀”。当然，在削权过程中会伴随着少部分人的肌体疼痛，但会换来整个社会肌体的安康。
　　不久前，起源于230年前瑞典的这一“阳光法案”，经国家领导人的公开表态，经学界的论证和媒体的反复张目，已逐渐为民主所期待。但纵观新疆阿勒泰地区、浙江慈溪、广东东莞、四川高县等多地率先尝试，发现这官员财产申报制似乎仍停留在地方几个不起眼的点上，还很难“由下至上、由点及面”的做制度性扩张和飞跃。而权威机构对此一直不评价、不表态，似乎像一个世故老人在淡看着小青年玩“青春游戏”。
　　这个“一定范围内申报”和“只见下级难见上级”的财产申报试点现实，理当启迪我们应全盘思考官员公示财产制的法制程序与细化制度保障的问题。当前，需要一股独立于利益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的全力介入与推动，尽快触醒《公职人员财产公示法》的专门立法意识。如此，才能让官员财产公示制设计的步子行走在依法、公开、透明的路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