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国家秘密设限是时代和法治进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保密法修订草案，涉及区分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上收定密权、设定保密期限等。目前，中国存在着定密过多、过乱的问题，一个乡政府也可以定一个绝密级文件。草案规定，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除另有规定外，绝密级不超过30年。（2月25日《新京报》）
　　究竟什么是国家秘密，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个人有不同的回答。从法治角度来讲，不同主体对国家秘密的不同解读绝不是一种正常现象，而是一种法治“滥象”。这是因为，给国家秘密设限不只是一种行政行为，更是尊重民本、民生和法律精神的表现。
　　长期以来，国家秘密给人的感觉是设定无章法、解除无章法，就连包括乡镇政府在内的基层行政机关也有权力设定绝密级文件。然而乡镇政府并没有设定绝密文件的权力，因为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国家机关，所涉及的事项都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除非特殊需要，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更别说国家绝密了。
　　在许多地方，地区政府的财政预算都被看成是国家秘密。不久前，上海市财政局就以财政预算是国家秘密而拒绝公开。从财政预算的属性来看，它不仅不是国家秘密，而且应是纳税人知情权的最起码体现。如果连最基本的财政预算都不知道，纳税人的权利自然无从谈起。
　　不光秘密文件的设定主体存在疑问，秘密文件的保密期限同样值得商榷。秘密之所以成为秘密，是因为秘密一旦公开，就会给社会经济造成某种损失，但秘密和其他事物一样，是有某种时间限制的，此时候的秘密在彼时候不见得还是秘密，这就需要我们给秘密设定期限。从国际通行惯例和长期实践来看，秘密不超过10年，绝密不超过30年可以说是通行做法，一方面，给秘密设定期限既保证了秘密的遵守，另一方面，给秘密设定期限还尊重了公民的知情权，其实质是对秘密的尊重，从根本上维护了秘密的权威性。
　　所以，对秘密的设定主体和时间设限是一种时代和法治进步，体现了在新形势下国家秘密管理的理性回归。这不是说以前国家秘密的设定就是完全错误的，而是说，以给国家秘密设限为起点和标志，国家秘密的设定正在走向成熟。也只有国家秘密的设定成熟了，国家秘密也才能够和其他方面一样，从人治逐步过渡到法治，从感性逐步过渡到理性，从短视逐步过渡到远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