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质询权激活人大监督能量

        对于政府来说，势必将增强他们的履职压力、促进他们更好地依法行政；而对于人大来说，质询权的充分落实，事实上也起到了激活人大权力、释放监督能量的积极作用，有利于从制度源头维护和保障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3月9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将会使用询问、质询等监督方式”。据悉，这是监督法生效后，常委会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将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吴邦国表示，人大将选择代表关心的问题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专题汇报，并让主要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答复问题。((《新京报》3月10日))
        “将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虽然在人大常委会报告中系“首次提出”，但是作为我国人大一项重要监督权力的“质询权”，从法律法治角度看，却并非新鲜新生事物。事实上，早在我国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中，便已有这方面的规定。而现行宪法同样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此外，目前我国的《代表法》、《人大组织法》、《监督法》，对于人大质询权，也都有更为明确的专门规定。
        “质询”，顾名思义，即是一种更具刚性力度和约束力的强硬严厉质问、诘问。对此，我们从许多由“质”组成的词组中，便不难得到直观的感受，如“质疑”、“质辩”、“对质”。而从法律角度看，“质询”的这种强硬刚性和严厉性具体体现在，一方面，被质询者不得回避、必须做出回应答复，这正如宪法要求的“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另一方面，对于被质询者的答复，质询者有权再评价，若不满意，被质询者需要再作答复。《监督法》就规定“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毋庸讳言，同时也是令人遗憾的是，“质询权”虽然并非新鲜事物，而是人大早就拥有的既定权力，但在实践中，总体上看却是一项极少被实际运用的权力，长期以来事实上一直处于虚置的状态。不仅在全国人大层面上罕见质询案，而且在地方各级人大中，“质询案”也显得凤毛麟角——— 仅以极其偶然、个案的形式零星出现过。
        在这种背景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将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制度意义。对于政府来说，这势必将大大增强他们的履职压力、促进他们更好地依法行政；而对于人大本身来说，质询权的充分落实、启用和常态化，事实上也起到了激活人大权力、释放监督能量的积极作用，有利于从制度源头维护和保障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温总理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其实，人大“质询权”正是这样一种“条件”，而且是十分现成、生动、具体的条件。当然，从理想的角度看，人大要代表人民用好、用足这样的条件，更有效“批评和监督政府”，现行的质询制度仍有许多有待进一步健全完善、加以“创造”之处(而这也是质询权所以长期被虚置、闲置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质询”制度的相关法律细节——— 程序、方式、效力等各方面亟待进一步规范、明确和可操作化。以质询的法律效力为例，现行法律便没有明确，当人大代表不能接受、通过被质询者的反复答复之后，应该怎么办。显然，这样一个关键性的制度疏漏如果不能弥补，质询的权威性严肃性以及它的监督威慑力、实际效果，就难免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