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底层的绝望有没有丧失痛感

        4月25日，云南昆明两名靠拾荒维生的兄弟俩，因对生活绝望纷纷挥刀自残，弟弟当场死亡，哥哥暂无生命危险。医生称，待伤者病情稳定后，会将其送到收容救助站。据悉，两兄弟平日靠捡垃圾维生，生活困顿，两人住地仅1平米左右，里边只有脏烂的被子和鞋子。(4月26日《云南信息报》)
        即便在一个积极健康的社会里，也并不代表没有绝望情绪。承认并正视底层民众的绝望情绪，往往是社会进步与制度反省的标识。两个拾荒的兄弟，破烂都捡了，尊严也降格了，但仍然没法生存下去，必以挥刀自残悲怆收场——— 这多少会让人心生悲悯，并进而追问：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绝望？
        所谓绝望，必有突破底线的境况发生，进而逆转个体的价值期待。而容易让人绝望的，大抵来自精神信仰、公平正义期待、生存发展、人格尊严等层面。底层民众的绝望各有各的差异，但个体力量的利益诉求、话语表达渠道的不通畅，进而诱发极端行为，有着某种共同的渊源。
        底层的希望大多是良善的、最低标准的。譬如捡破烂的只想混个温饱而已，但即便如此，“破烂也很难捡”——— 城市为其自救关闭了最后的大门，而户籍制度之上的救济福利又无法普惠到每个需要救济的人身上，百般纠结，他们才选择了自戕。但如果城管不是那么彪悍，城市不至于有着病态的洁癖，社会生态链对弱势群体不是那么吝啬，制度完善而不至于人人自危——— 捡破烂也该是光荣而骄傲的职业。一来，他们没有向国家社会伸手，靠的是自力更生；二来，这职业也是正经的三百六十行，与经济社会发展大有裨益。
        社会总有踌躇满志者，也必有山穷水尽者，天赋与后赋的差异，必带来资本与财富的阶层性流动。既得利益和权贵集团更为宽裕，底层群众的剥夺感与无力感也渐次加深——— 这并不奇怪，因而我们才需要制度校准失衡、需要良心调节落差。我们吁求的公民社会，就隐含了这么一个前提：社会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个人权利，并且通过宪政契约的形式加以确认。这种保护不是只讲“效率”的，还得关切“公平”。它不忘优势地位中的不公之源，它也不会规避社会对底层群体的道义与责任。
        可是，他们为什么绝望呢？因为我们对这种绝望疑似丧失了基本的痛感。绝望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这种断裂表现为某些政策或制度对公平的漠然：比如楼市宏调了，总有彪悍的声音猛烈开炮；比如教育医疗等负担沉重了，总有人大呼“其实并不贵”……社会领域内的种种问题，甚至指望以等价交换的市场思维去一揽子解决。
        一个人，或者一个阶层，都有绝望的自由。其实，一个人的丧心病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对秩序与制度的控诉，而这种控诉又容易引起民众的共振——— 我们要做的，是在他们小小的绝望感生成之前，就有应然的预警与干预，消弭这种绝望。于是大家常说，越是快乐者越是需要有同情心，越是强势者越是需要有给予心——— 然而，给绝望者以希望，这显然不是民间慈善所能完成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