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限的应是官话机制而非发言时长

        简单的说话发言，一再成为问题，颇值得研究，乃至政府专门出台红头文件约束说话，这就更离奇了：浙江衢州衢江区委办公室就发布了一个名为《关于实行会议讲话限时制的通知》。(《钱江晚报》7月25日)
        这个文件专管发言限时：大会发言不许超过10分钟。文件分门别类，等级森严地将各种类型会议，各种级别领导的报告或发言时间一一细化。总的来说，时间还是呈现出按照官阶大小逐级递减的规律。这和生活中常见的发言规律，并无二致。
        实效如何，不用说得太细，大家也能猜个大概。现在照例有弹有赞，有人认为“新政务实”，更多人觉得“一刀切，有些矫枉过正”，“又一形式主义的新模子。”
        对此，显然应该反思官话套话产生的机制何在。发言时间不是衡量讲话是否有质量的唯一标准，关键还在于讲话内容是否切合实际，是否有建设性。若只一味套用不着边际的“真抓实干”之类“正确的废话”模板，那么一分钟都是浪费听众时间。据说新政前需要开一天的会，现在只用两小时就可完成。这与其说是新政威力，不如说是此前套话成灾造成的浪费有多严重，现在只是稍作修正而已。
        采访中有位局长感慨“限时新政实施后，有时发言时间只有2分钟，紧张啊”，这话确实让人反思。可见不能一味追求“短平快”，至少不能因为一个限时的形式，就人为地把正常的五分钟发言硬生生截为两分钟吧。这只会导致紧张求快、词不达意。会上没说明白，会后没准就出问题；出了问题可能又要开更多的会来研究修复。从长期看，这会导致行政效能的更大浪费。
        去年河南许昌市魏都区委副书记纪某在大会发言，讲了三分钟就被许昌市委书记毛万春类似于公开羞辱式地“喝”下去了，就因纪某官话连篇。从本质上讲，官话产生于其特定系统，它是由官职来决定的。会场上本该坚持众生平等的对话规则，现实中发言时长却不由发言内容决定，而是由官阶大小来安排。公共场合谁发言多长时间也是有着潜规则的——— 这就和主席台上的座位次序一样。会场发言也成为一种权力象征时，官话机制就形成了。它不仅是空话连篇的，而且等级森严，不能僭越的。衢江区这个限时新政，正是谙合此理，所以说从骨子里讲，其进步意义有限。
        空话就是权力制度的产物，“官话累人，官腔雷人，套话烦人，假话坑人”。在社会信任日渐消散的语境，轻侮民智的“官样文件”和公文表述，都成了失去现实粘合力的语词碎片。说者不以为意，听者嗤之以鼻。认认真真走过场的作秀氛围都成了奢侈，所以，改造我们的说话，刻不容缓。
        说话成为问题，首先要限制的是产生官话的权力语境，要让人们的表达不违背人类的基本理性和崇高情感，用常识说话，用事实说话，让受众感受到平等和尊重。这是比浅表性地限时更有意义也更为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