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的善意理疗国民的焦虑

        目前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约540万人,这一比例高于23%左右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这540万的中产，70%的都是“房奴”“车奴”。这是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中公布的数据。(7月22日《京华时报》)
        中产，一个看上去充满着雍容气度的词汇，却有七成的都是“房奴”“车奴”,看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又“被中产”了。界定“中产”的标准，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论。换个视角，中产和“被中产”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又有着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不是雍容的气度，而是普遍的焦虑。一个中产主妇的账本、加租潮袭来、一件风衣的“涨”声、通胀还是紧缩的分析……7月22日的《南都周刊》从近期物价上涨、CPI超过警戒线、房租飞涨等方面，以多角度、宽视角和鲜活的事例，让我们感同身受到了“中产的焦虑”。
        报道说，中产的焦虑，其实正是中国的焦虑。但这又何止不是大多数国民的焦虑？不仅是中产和“被中产”的国民，大多数的国民，谁家不是都将太多的钱用于了食品、房屋、教育和医疗的支出，都生活在“通胀焦虑”以及对未来不可知的普遍焦虑之中。害怕通货膨胀、担心房租上涨、纳闷啥都涨为啥工资不涨。如果说这些还都可以应付，咬咬牙，加把劲，还能扛得住的话，那么家人得了病、孩子考上学，或者想趁着房价所谓“下跌”而买套房子的话，任何一件事，都是天大的事，都可能是一辈子的压力和负担，都可能因为这其中的某一件事而焦虑不安。
        普遍的社会焦虑是如何炼成的？显然，近些年来，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及GDP的高速发展，一方面却是国民无法从一路飞升的GDP和税收增长中享受福利，从而出现工资收入缓慢增长，居民生活成本节节攀高，教育成本以及医疗费用的不堪重负，贫困生缴不起学费上不起学等现实景况，从而陷入了一个“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怪圈。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公共产品的投入严重不足。再就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千呼万唤出不来，确保全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制度保障依然雾里看花，从而使国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愿望难以落实。这直接导致贫富悬殊不断加剧，弱势群体数量不断上升，甚至使一小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出现所谓的社会断裂迹象。
        社会学家吴忠民先生曾提醒我们，一个充满普遍焦虑的社会，不仅易引发有害的聚合行为，且其本身脆弱不堪的神经，可能随时会因风吹草动而中断中国的转型之路。以国家的善意，缓解国民的焦虑，提高国民的公共福利和幸福感，应为责任政府的应有之义，不容回避，且只争朝夕。
        解铃还须系铃人，心病还需对症下药。这，就是促进共享，增加公共福利，促进社会公平。而社会公平的最高境界，就是所谓“善意的国家”，即以公共福利最大化为其效用函数的国家，能够洞察公共事务的性质并能够充分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国家。笔者认为，现在该是用“国家的善意”来理疗国民的焦虑之痛，来实现最高层次和境界的社会公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