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被铐，权力道歉何来诚意

       10月16日下午，汶川县委书记陪同财政部和四川省财政厅官员视察汶川映秀中学遗址，北京律师周泽因未回避遭警员殴打，警员用毛巾捂住其嘴并将他铐住后拖离现场。事后，汶川县公安局副局长胡勇、局长左光磊相继道歉。18日，局长左光磊介绍，对执法不文明、不规范的4名相关警员给予了处分。（19日 《新京报》）
        事件看来有了个满意的结果，相较于一般公众受到权力伤害后的境遇，知名公益律师周泽已算幸运。如是一般人，非但很难得到道歉，媒体报道的可能也非常小。在这个意义上讲，此事得到媒体关注，最终权力还道歉，比周泽律师被殴打本身更值得深思。
        事实上，从事件目前的处理结果看，当地官员的道歉其实更多也只是从公关层面考虑。如果事件一定不会被报道，比如是普通人，没有周泽律师的媒体关系和社会影响力，想要得到权力的致歉，是难以设想的。很大程度上说，当地官员的道歉是因发现打的对象不好惹，希望借道歉以大事化小。这样的道歉，谈不上诚意，更多不过是从权力自利的角度考虑。从这个角度说，权力的头依旧高昂着。
        我们注意到，道歉的官员分别是当地公安局副局长和局长。当然，打人的确实是警察，公安局长道歉理所当然。但警察不过是按照安排，执行当地县委书记的意思。而至今为止也未见书记道歉。对一个县委书记级别的官员来说，哪怕是其陪同的财政部和四川省财政厅官员，级别都远够不上让公众“回避”。
        这些事实，显然不仅仅是处理几名警员，公安局长道个歉就可息事宁人的。何况，所谓对警员的处理，到底怎么个处理，公众哪里知晓。如果真意识到错误，当地县委书记应向周先生道歉。不仅如此，上级部门应按党纪、法律对其进行处理。同时，当地县委书记陪同的官员也应一并向周律师和公众道歉，以挽回公权力在此事件上的失分。
        从现实说，上述进一步的要求似乎有些奢望，局长道个歉已是“最好”的结果了。要让官员出行不端那么大的架子，让其真正降低身段道歉，根本在于对权力的约束。这个道理无数次重复，缺乏的恰恰是对其约束的途径。民权不彰，权力必然乖戾。只有让官员的前途牢牢握在公民手中，官员才不敢肆无忌惮。
        从此事件中，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闪光之处。首先是周律师对权力粗暴的天然抵制，如果每个公民都以这样较真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官员必然有所收敛，其示范意义不可忽略；其次，再高高在上的官员，也害怕监督和批评。这也是权力道歉比律师被殴更应发人深思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