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军学生被清退：一场典型的体育事件

        较之于逐年扩招、狂突猛进的中国大学研究生教育现实，清退两名奥运冠军研究生，自然算得上关注点中的焦点。9月7日《长江日报》的报道说，在华中科技大学拟清退的307名“超学时”研究生名单中，豁然出现了奥运冠军高峻、杨威的名字。资料显示，高峻、杨威均为该校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05级硕士生，他们已经先后四次出现在该院“未注册研究生名单”中。
        冠军的归冠军，学业的归学业，在远离体育竞技场外的大学里，在以学业为主要标杆的考核维度下，既然不能按时到校学习，那么也只能“自动退学”———华中科技大学的清退举动，自然是对教育理性与大学规则的捍卫，但却也有其自身的尴尬之处：谁都知道，奥运冠军往往是一个大学对外宣传的重要内容之一，高峻、杨威应该也曾是华中科技大学的“知名学生”，前为大学宣传对象，而今却为学校清退人员，今非昔比。
        无论如何，华中科技大学对规则的坚持，都是值得击掌的。但我更想探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奥运冠军式大学生，为何总会面临被大学“清退”的境地？事实上，近年来，大学清退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学生的消息并不是孤例。2009年，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到校完成正常的学业，上海交通大学就对包括乒乓球世界冠军刘国正在内的5名运动员，作出“自动退学”处理。
        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的被退学，固然有学校约束不力的缘由，却不过是一种“顺理成章”的结果。不少就读大学的知名运动员，他们不仅要完成正常的学业，往往平时还有任务繁重的比赛训练，他们只能“忙里偷闲”在周末或者少数时间里，赶回学校进行文化知识的学习，有时候甚至一年两年都无法赶回，独留下“学生”的称谓。
        毫无疑问，这种“被迫的清退”所指向的，其实是知名运动员“后运动员生涯”的安排方式。由于从小封闭式训练所带来的知识相对缺乏，以及与社会日常生活的长期“断裂”，我国大多数知名运动员在成名或退役以后，多被直接保送到大学深造；或被选拔到教练或者体育官员的岗位上。无论较之前者还是后者，这种“学习”都不是“自选”的。对前者来说，自身薄弱的文化基础、和并没有终止的繁多的日常比赛训练，让他们无暇以对学业；而对后者来说，这种“镀金式”的大学学习，他们往往因为工作繁忙而只能“勉强应对”。
        现实语境中“后运动员生涯”的单一安排路径，才恰是“高峻、杨威们”被迫退学的根源所在，奥运冠军的被退学不过是“体制性的难题”。但我们又不得不说，这种“被清退”的难题式的结局，并不是“最坏”的。因为对“知名”运动员来说，他们在退役、成名后毕竟还有大学可以深造，即使被退学也还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在等待他们。而较之那些“不知名”的退役运动员，“后运动员生涯”给予他们的生存压力，就远不止于此。失去了国家力量的保护，重新回归社会的他们，为了“生存”与“生活”，他们或许要去摆地摊，甚至要出卖曾得到的奖牌，为维持生计。
        在教育规则的修补现实中，当奥运冠军式学生也被列名于清单中，这显然已经是一次典型的体育事件：高峻、杨威不过是更多被国家力量保护终身的知名运动员的缩影，个案化的被清退隐喻着现有运动员的“后运动员生涯”安排需要纠偏，这一点不能被大手笔的教育整肃力量所遮蔽，也必须被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