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受监督民众才有信任

        每天，73的李方功便驾驶着三轮摩托车，穿梭于石市长安区的大街小巷，并用相机记录每一处卫生死角。街道商贩们送给他“最牛老人”的称号。“最牛老人”牛在哪儿？敢把城管协管员拉下马。 李方功说，在被聘为城管执法监督员的那天，他曾向长安区城管局长询问受谁领导、监督对象是谁。城管局长说：“执法队员都是监督对象，我也是被监督的一员。”
        不管是执法队员，还是政府公务员，行使权力接受监督，这是常识。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在规章制度上把监督列在显要位置，但基本上效果不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民众渴望践行监督，但每当监督权力时，权力勃然大怒。
        怀着如此纠结的监督情结，当我们来审视两协管因乱收费被监督员老李监督后遭开除的事情，在欣慰之余，我们发现原来社会距离常识并不远。
        之所以表示欣慰，不仅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权力受到监督时的大怒行为，且因为老李这位监督员的监督，有关方面在接受监督的同时，也让违规操作的协管员负了一定的责任。
        但并不是所有对权力进行监督的人，都有这样的效果。因为公民对权力监督预期，必然是让权力对其行为予以负责，而当这种负责具体到行使权力的个体身上时，一般都会影响到“个人前途”，在人情社会里，这是很得罪人的事情。于是，一方面民众在得不到监督效果有效保障的前提下，不会轻易行使监督。另一方面，即便权力在被监督时，轻易不会把责任落实到个体身上。
        这次，协管员被开除了。权力在此事上，有了让民众“挑刺”的雅量。这样的结果，会使其他民众受到感染自然加入到监督团队当中。可以试想，如果每项权力的运行都有民众的监督，同时权力能把监督的效果落到实处，我们便会朝着公民社会应有的常识前进了。
        在如此情况下，权力开始从被动监督逐渐走到了主动接受监督。就此事来说，只能说公权力在监督方面逐渐趋于常识，但还没有完全回归到常识。因为如果要延续此事的效果，就必须有完善的制度来确保，正如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郭省在接受采访时所说，从根本上规范执法行为的措施值得推广，更要以制度的方式确保外部监督的有效性。
        另一个层面上，这次因老李监督下马的只是两名协管员，我们都知道协管员相当于权力的“临时工”，可如果老李的监督对象是权力的“正式工”，结果会怎样？这才是检验权力接受监督回归常识的试纸。对此，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