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权”不治，怎治醉驾

日前，四川丹棱县一副局长宿仁训酒后驾车被查获，其所驾车辆为公务车。丹棱公检法召开多次碰头会，认定宿仁训是因公喝酒暂按“酒驾”处以罚款1900元、暂扣驾照6个月的行政处罚。经媒体报道后，上级交警撤销行政处罚决定称其涉嫌构成“危险驾驶罪”，移送检方公诉。（25日《华西都市报》）
就在去年年末，有关“醉驾入刑”的争论尚处于讨论白热化之际，就有倘若“公务员醉驾入罪，后果很严重”的说法甚嚣尘上，彼时就曾遭到舆论一片挞伐。目前，尽管对“醉驾是否入刑”仍缺乏最终的司法解释，但前有公安部的“对醉驾一律刑事立案”，后有最高检的“醉驾案证据充分一律起诉”，此番副局长“酒驾”却依然按“因公喝酒”、“行政处罚”的方式处理，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既然体内测试酒精浓度已达到“醉驾”标准，就应该按照醉驾的方式处罚，唐突冒出的“因公喝酒”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三公消费”之下，在公款消费中多喝个三两杯，再驾上公车，所谓“醉驾”也理所当然成了工作的一部分。治理醉驾已着实不易，治理醉化的权力更是难上加难。
在重典治醉驾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的情况下，依然有权力者下意识地以“公事”为由，把公款吃喝与公车私用日常化，并最终把由此导致的所谓“因公醉驾”当成免罪的理由，这样的理由一旦泛滥，官员如何在社会公共治理中做到率先垂范？对醉驾的治理又如何能服膺众人？
当副局长在工作会后多喝了几杯，驾公车出行被查，引得当地公检法召开多次碰头会，最后仅认定为“酒驾”而非“醉驾”，这只能说明，某些地方官员的特权意识，已经深入到执法、司法各个领域。且不说在民众眼中难以容忍的“三公消费”成了官员理所当然的“福利”，由此引发的“醉驾”竟也以“因公喝酒”公然成了免罪的理由，这种违背基本法治理念、赤裸裸的特权化诉求，怎不让公众心惊？
“醉权”不治，醉驾又如何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