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立法须剔除权力魅影

6月10日，备受关注的《精神卫生法（草案）》历经26年漫长孕育终艰难面世，国务院法制办就草案向社会开展的首次意见征集7月10日截止，各界通过不同方式参与讨论，另有多家专业机构递交修改建议书。（今日本报A19版）
究竟什么样的人应该强制收治？谁有权力把人送进精神病院？有病没病谁说了算？强制收治属于医学范畴还是司法范畴？围绕“草案”内容，社会各界展开了艰难博弈。可以看出，历经26年孕育方才脱壳而出的《精神卫生法（草案）》仍然远未成熟，它的终极版本势必将经由激烈的民意激荡与试炼而获得塑造。
通过各界的意见表达，“草案”的诸多漏洞已经暴露于人前：诸如“扰乱公共秩序”容易被滥用；采用“危险性标准”存在隐患；监护人权力过大易出现恶果；医生有时候无法认定监护人；医生在认定精神病时权力过大；司法救济机制缺失等。凡此种种，预示着意见博弈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如何设置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是精神卫生立法的重中之重，也是各方僵持不下难中之难。“权力过大”的阴影，始终伴随着“草案”的有关争议。这里的“权力”不仅指向行政权力，更指向医生的权力，监护人的权力和司法的权力。应该说，对于各种“权力”的约束，将是精神卫生立法的核心和灵魂。
不受限制的权力，一旦扭曲心理学的标准，对一个人的自由生杀予夺，其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令人惊骇。看看有多少上访者被当做精神病人投入精神病院，就知道有多少公共权力假心理学之名行作恶之实；看看有多少正常公民因家庭财产纠纷而被监护人投入精神病院，我们就知道亲情一旦不在，其作恶的本领令人发指。
而医生的权力呢？医学判断果真是排他性和压倒性的标准吗？如果一个蹩脚的医学判断，致使一个正常的公民丧失了自决的权利和行动的自由，“飞越疯人院”的故事还要演绎多少次？这个时候，如果连正义最后的底线——司法救济，也悄无声息地隔岸观火，那么你能想象一个正常公民的绝望和无助吗？
所有可能危及正常公民公民权的“权力”，都不能一手遮天。包括政府、医生、监护人、法院在内的相关各方，在认定和处置一个“精神病人”时，权力的行使理应交叉验证和互相制衡。在通往精神病院的道路上，立法层面应层层设卡，唯恐“错治一人”；而在离开精神病院的道路上，却应是一路绿灯，唯恐“留下一个”正常公民，哪怕真的出现“错放”，这也是立法不能更改的原则。因为，精神卫生立法，其实质并非是将中国的精神病人一网打尽，而是妥善保护公民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