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普通人的正义观感如何对接

李昌奎案后，吴倩被害一案也渐渐走入公众视野。2008年，21岁的女孩吴倩，被一名叫赛锐的男子活活刺了27刀不幸身亡。2009年5月，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赛锐死刑。随后，被告人赛锐提起上诉，云南省高院将此案改判为死缓。(7月21日《都市时报》)
那些触目惊心的细节是如此相似，争议自然顺理成章：一样是在云南，一样是“情节恶劣”的杀人案，一样是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被云南省高院以“有自首情节”改判为死缓。如此多的“不约而同”，公众无法不怀疑这是李昌奎案的第二个版本。
从李昌奎案到赛锐案，再次把量刑标准的模糊地带暴露在了公众面前。诚如法学专家所指出的，由于我国法律上关于“自首与减刑”及“死刑与死缓”的差别没有清晰明确界定，这就给了司法机关与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围观者质疑两案由“死刑”到“死缓”的判决改变，事实上就是在怀疑其中的自由裁量权是否被滥用，是否受到外力作用而被扭曲。不过更深入看，两案持续引发争议沸腾，原因并不仅仅在此，而是基于最直观的事实感受，公众并没有看到显得更合理的“结果正义”。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公众在这两案中看到了法律对普通人正义观感的某种“排斥”。法律不外乎人情，法理智慧也要对生活抱有起码的尊重，公众之所以异口同声对两案的“死刑改死缓”不接受与反对，是因为他们有着这样契合朴素情感的价值判断：如果这样穷凶恶极的犯罪者都不能被判处死刑，都能被模糊不清的“自首情节”加以改判，至少在心理上他们是不能接受的。当然，法律自有其“特立独行”的程序正义，法律的理性也不完全与生活的理性并驾齐驱，问题是，在这两案中，如此专属法治的程序与理性公众感受到了吗？
罗尔斯早在其《正义论》中深刻指出，“不正义的行为之一就是法官或者其他有权者没有运用恰当的规则或者不能准确地解释规则”。在李昌奎与赛锐两案中，我们可以或多或少看到这样的“不正义行为”。对于公众对李昌奎案的质疑，云南省高院拿不出实实在在的程序正义，一味用法律精英的语气定义公众的反对为“大众的狂欢”，并自说自话“判决将成为十年后的标杆”。之于赛锐案，“规则运用不恰当”在新闻报道中更是“比比皆是”。看看其中一个细节：被害人的家属甚至在落款日期的半年后才拿到二审的改判书。所以，与其说公众难以回到公共理性的层面，不如说两案的判决排斥了公众最基本的正义观感，于是争议再次被点燃。
司法公正在所有人的心里，而不仅仅在少数精英所垄断的法学知识和法律条文中。单纯从道理上来讲，我也并不认为法治与法官就一定要遵从“多数人的意见”，拘于专业的沟壑，“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不过无论如何，普通人的正义观感不能被无视与排斥，它需要被说服。民意诉求并非空穴来风，法治不应也无法排斥。
李昌奎案正在再审，赛锐案尚去路不明，希望云南高院能够深入省思判决与民意背离的原因，期待它们的再审或最终结果能够兼顾法理人情，既彰显司法公正又有说服力。事实上，围观者的要求是那么简单，他们不奢望虚无的“十年后的标杆”，他们只是期待自己的正义或者愤怒能够被说服。以此为云南省高院做一郑重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