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税负对比变成舆论陷阱

中国财政收入今年增加30%，和福布斯宣称“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撞到了一起，引发舆论的无限联想。对中国财政收入增加过快的批评一直存在，辩护者也相当多。因为中国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这种争论将会越来越严肃。
税收的复杂性是很难到舆论场上讲清楚的，当政府的公信力出问题时，这种讲不清楚的麻烦和痛苦就会成倍增加。中国现在很像在出这方面的问题，中国税收的种种动向常常被简单化成中国的税负“越来越重”，以及像福布斯所说的，是全世界“第二重”。
中国的税收当然不是世界“第二轻的”，否则中国今年也不会有10万亿的财政收入。但中国税收快速增长的原因也肯定不是“税负增加”，而是中国经济发展快，中国税法的普及速度同样快，合法纳税的企业及个人在增加，逃税在减少。中国企业的所得税在三年前从33%下调到25%，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率也呈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税收继续增加较快，即使不能等同于中国的福音，也决非中国的乱兆。
税负在国与国之间作比较，很容易形成舆论陷阱。福布斯搞税负痛苦排名，不能说它的科学性是零，但它的参考价值一定要放在对其仔细甄别和过滤之上。比如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占国家税收比例高，而美国一个城市家庭中就业纳税者比中国城市家庭中的就业纳税者少，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按理就应比中国的高。但实际影响税率的因素还有更多，比如美国逃税的人少，中国逃税的人多，在美国做假账的成本要远远大于中国，中国取消了农业税，等等。
中国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时间不长，政府手里准确说没攥过“那么多钱”，中国政府比西方国家的政府“大”很多，同时社会要求中国政府管的事情也比西方政府宽泛很多。希望政府“小一些”和希望政府承担更多福利责任的呼声几乎同样高，但同时做到这些所必须的“行政技术”中国几乎没有，从外部照抄更无可能。
如何花好税收在今天的中国首先不是政治道德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管理模式更加精确化和高效化的问题。把增加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用于改善民生，这样的政策方向在中国已经得到确立，真正难的是把民生的顺序做得恰当，并让政府的能力同舆论的期待形成大致契合。
得出中国税负过高的结论至少是轻率的，中国媒体讨论税负的能力，和政府合理花钱的能力，同样存在缺陷。中国是个大国，民生的历史欠账无所不在，在财政收入形成较大规模后，加速研究、探索合理使用它，比贸然减少它，对中国发展社会福利更积极也更稳妥。
直到不久前的过去，中国财政规模还小得令发达国家耻笑。迅速变成财政大国，这是中国的政治意外。财政大无疑意味着责任更大，少管事的轻松注定不属于中国政府。相对于减少财政，用好财政是中国社会对政府更严格、更不容懈怠的要求。
严惩腐败，省下每一分不该乱花的钱，政府财政越大，越必须努力在廉洁问题上无可挑剔。否则，小钱没有花好，公众就会对把大钱交给政府感觉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