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离不开一党执政

从亚洲价值观到新权威主义再到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人们始终对东亚充满寻根究底的兴趣。房宁先生最近在环球时报上提出的“权力与权利对冲”就是对东亚模式的一种新概括。但我们仍要在“对冲”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才能抓住东亚模式的本质特征。
第一，以中国与日本、亚洲四小龙为代表，东亚模式在国家的意义上，具有“独立自主的主权民主”与“屈从霸权的依附型民主”的根本分野。日本也好，亚洲四小龙亦然，尽管都曾经以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风光一时，但本质上都是美国霸权卵翼之下典型的依附性国家，是典型的依附型民主；不仅“对冲”和转型源自于美国霸权的强制性植入，而且民主运作的具体机制本质上至今仍然为美国霸权所左右。
东亚模式实际上经历了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霸权依附式发展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崛起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日本之所以长期存在着成为正常国家的强大社会政治思潮，韩国之所以在重大的外交与国家安全问题上不时出现激烈悲壮的反美运动，本质上就是由于他们要求力图改变本国依附型国家、依附型民主的命运。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主权民主道路，更能从根本上代表东亚模式的内在要求与前进方向。
第二，东亚模式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东亚国家“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制度，在经济社会多元嬗变的改革发展进程中，为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等巨大变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政党治理能力和权威稳定作用。日本战后的“五五体制”是经济腾飞的政治前提和基础，这一体制的宪法和法律基础虽然是多党制，但是实践的结果却是自民党一党掌权、长期执政，在国际上被概括为“一党优势制”。新加坡由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至今，主导了新加坡最为成功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甚至在法治、廉政等方面至今仍名列世界各个国家治理的前列。
第三，“权力与权利对冲”的新概括，依据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但这只是若干解释范式中的一种，有必要继续以合理的阶级分析关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中贫富分化过分悬殊的问题、弱势群体的问题以及多元化发展中的主体经济和主导思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学术思潮中，实际上有一种“国家中性化”、“军队中立化”、“个人人权至上化”、“知识分子公共化”的思想主张。在当前的中东剧变中，以英美为代表的空中打击在某种程度上被确立为一种新的游戏规则，进而可能将作为欧美大国今后对付和搞乱搞垮不顺从的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和国际政治武器，对此，我们恐怕也不能不冷静清醒地三思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