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毒案终局：补补生命伦理这堂课

　　复旦投毒案的终局，解决的只是正义与否的问题，社会对该案的反思，应被导向生命伦理教育，包括高校在内的整个社会，当补上生命伦理这堂课。
　　随着罪犯林森浩被执行死刑，备受社会关注的“复旦投毒案”至此走完了全部司法程序，林森浩本人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名校学子、同窗挟恨、祸起琐事……集结在该案上的诸多因素，想令其不引发社会关注都难。围绕这起案件，舆论一度形成了立场相左的两个营垒：一派认为，林森浩投毒害人，死得其所；另一派认为，林尚且年轻，应当给他机会。舆论喧嚣，举国关注，但司法有其自身的逻辑，包括需尊重传统和先例，尊重不同个案在处理标准上的统一性等，不可能轻易被舆情牵制，完全随网络民意而起舞。而这些逻辑，跟单方呼声或“刀下留人”联名呼吁之间也保持着某种隔膜。
　　在立法层面没有废除死刑的情况下，该案的最终结局，并未超出很多人的意料。不过透过汹涌舆情，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民意”与林森浩最终处理结果之间的深层勾连。那就是，“杀人偿命”、“同态复仇”的朴素情感，仍在主导着很多人的朴素正义观。事实上，我国刑法近年来的修改已大幅减少了死刑罪名，司法机关对死刑判决也已变得史无前例地谨慎，但对故意杀人这类罪名保持死刑规定和维持死刑判决，仍具有庞大的民意基础。
　　黄洋父母在听到最高法核准死刑消息后，感到“终于可以告慰亡灵”，并要去儿子坟前祭奠。如果替换位置，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其心情。甚至林森浩在行刑前受访时也表示“非常理解黄洋父母的心情。换作是我，我也会恨”。然而，“杀人偿命”、“凶手伏法”只是最无奈的一种正义。多死去一个生命带来的“欣慰”，终究仍是一种沉甸甸的悲剧。在这种悲剧面前，理智的人不会有“欢呼胜利”、“大快人心”的“雀跃”。林森浩的死，绝不应被看作“庶民的胜利”，相反这是一首“生命伦理的悲歌”。
　　一起投毒事件，一个持续数年的诉讼，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赢家。对林森浩的父母而言，中年丧子之痛如同“晴天霹雳”；黄洋的父母虽已“报仇雪恨”，但儿子终究还是回不来了。对整个社会而言，这番沉重的代价，带来的不应是基于“杀人偿命”的简单狂欢，而应是关于生命伦理更入骨的认知。也只有以现代生命伦理去冲刷掉“快意恩仇”等观念凿痕，才可能带来更普遍的“善”和更高层次的公序良俗。
　　这种生命伦理，也包括将生命本位意识嵌入基本价值观涵养中。本质上，复旦投毒案终局，解决的只是正义与否的问题，并没有拯救出那些“中毒”的青春。一起悲剧以另一重悲剧方式收尾，对其的反思，就应沉潜到包括生命伦理在内的广阔的社会成因与文化土壤中去，才能更好地疗伤。像像林森浩自己就曾反省过，“我没什么价值观”“底线，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需要学习的……一直以来，我的成绩都还可以，可能有点自我”，而这跟投毒之间的隐秘关联，就在提示着生命伦理匮乏可能指向的后果。
　　“双输”的结局，留下的不应只是一句叹息。林森浩在临刑前希望“不要再纠结在一个愚蠢人的一件愚蠢的事。社会舆论应当帮助黄洋父母积极生活每一天”，而我们或许该在抚慰两方父母之外，更多地将反思视角投向生命伦理教育等，整个社会包括高校当补上生命伦理的课，避免悲剧重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