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多关注悲剧的“细节”问题

23日中午，广东东莞市长安镇3岁男孩杜杨洋，被货车两次轧后死亡。24日下午，增城新塘小女孩悦悦，在自家门口前被车撞倒，头脸被碾过抢救无效身亡。
小悦悦事件发生时，社会掀起了规模化的道德讨论。作为社会共同体而存在，别人的悲情，意味着社会多一份悲情，因而，没有理由不去试着完成对现实的解构。但规模化有双重性，它既可以在大是大非中迅速抽离出某种共识，也能使一些细枝末节偏安一隅。
在东莞与增城的两起悲剧中，人们走出了冷漠的藩篱之境，以积极施救还原着社会应有却在小悦悦事件中丢失的古道热肠，但这并未阻止悲剧的重演，两个孩童的殒命依旧是血淋淋的事实。那么，当悲剧失去了附加的道德意义时，又该给悲剧的发生找个什么样的借口？
海恩法则告诉我们，每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及1000起事故隐患。这是对细节的强调，这同样适用于社会对这几起悲剧的反思。
其实，小悦悦事件也好，东莞和增城的两起悲剧也好，它们的发生总能找到千丝万缕的逻辑因素。父母监护的暂时性缺失，道德秩序的混乱，社区监管的缺失，司机驾驶的粗心，这都是它们发生的前置链条。尽管小悦悦事件放大了儿童安全的思考，放大了道德、底线的建构必要，但并未能唤醒人们将细节的审慎提到应有的高度。可以说，这些问题也是悲剧发生的铺垫与伏笔。我们依然有着林林种种追问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