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人大监督有助消除民怨

近日，湖北省两个新闻引发关注。一是省委巡视组在贫困县巡视花费80万元，二是宜都市将出现25岁女镇长。
两件事均由互联网曝光并饱受诟病。巡视制度是中央为监督官员而设，镇长选拔也有规定的程序。这些制度和程序的设计初衷，与民众的期待是一致的，理应受到拥护。但事实却相反，网络民怨即呈喷井之势，可以说，网民们对官员腐败现象已经有了本能的集体想象。两起事件成了网民开闸泄愤的道口。
网民借机泄愤，其实暗含着对现行反腐制度与干部任用制度的不信任甚至排斥。要确保一个制度始终在正义的大道上穿行是不现实的，但如果一个制度一伤再伤，乃至伤筋动骨，而又缺少切实有效的补救措施，就将会失去公信力。
30余年来，腐败现象始终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选人用人腐败是最大腐败”几乎成了全社会的共识。这与叠床架屋的反腐思维不无关系。巡视作为反腐的新举措，出了问题，就有人提出谁来巡视巡视者，莫非要再增设一个机构？一整套叠床架屋的制度，还在继续叠架着。
在屡禁不止的腐败问题面前，加强政府智慧是政治常识，但加强智慧不等于不断建立新制度，让政府超载、超负荷。在当下民众政治参与欲越来越强，而社会又高度复杂化的时代，政府需要审时度势，通过分载来改善领导，扩大与巩固执政基础与合法性。
今天我们谈监督，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现在不少职务腐败案，都是通过“网络揭发—媒体跟进—政府重视”的途径来处理。这是中国政治生态的怪胎。监督应该具备有可操作性的程序。民意的表达以及上升为权力意志，必须依循宪法赋予的渠道和程序。
在西方国家，各种民意测验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政策、政党或政治家的支持率，民众的游行示威等也是民意表达的方式之一，但民意最终必须通过各种合法的投票选举才能上升为权力意志，才能具有法律效应，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在中国也是这个道理。如果让微博等网络媒体直接成为监督主体行使监督权的“权力容器”，可能会发展出极端的民粹主义。正常的情况是：人们有问题可以通过向地方的人大代表反映解决，而不是上网泄愤、吸引媒体注意。
遗憾的是，正常的监督渠道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倒退。比如，2007年《监督法》生效后，以“专项工作评议”取代人大对官员的“述职评议”，评事不评人，人大的监督权实际上被党委、纪委包揽。一些由地方制定、行使有效的监督条例和监督措施，也因《监督法》的出台而被叫停。
根治吏治腐败，必须加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府两院”的首长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免，具有任免权的人大理应具有监督权，这是宪法赋予人大的权力。事实上，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各地人大开展的对“一府两院”官员的述职评议，至本世纪初已取得显著的效果，并逐步制度化，有不少官员未能通过述职评议而被免职，述职评议被广泛视为人大行使监督权的有效途径。这一制度不仅符合宪法，成本低下，且能拓宽并坐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也在一定程度满足民众参与的愿望。
人大这个监督渠道必须得到更好的运用。如果向人大推荐领导干部能增加推荐工作的透明度，变等额推荐为差额推荐，交由同级人大票选，相信“女镇长”不至于引起如此轩然大波。腐败问题是关系执政党和政府命运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面前，当政者应有勇气，有魄力，以实际行动彰显其改革创新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