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老鼠震动中南海

        1967年初，广州白云山国际机场。
        一名持英国护照的外国人携带两只可疑老鼠，被海关检查人员发现，立即电传汇报到广州海关、外贸部外事局。北京市公安局负责外贸系统敌特侦察的张文奇，受命过问此事。
        张文奇虽然只有30岁出头，但却是个老练的侦察能手。他立刻通知海关保卫部门，找两只相似的老鼠，悄悄将这两只老鼠替换下来，送广州市卫生检疫局检测，查明老鼠的来源地。
        经检测，送检的两只老鼠身上粘有不同程度的放射性物质，化验鉴定后的放射性物质数据与我国西北核工业生产基地的放射性数据相同。据此分析，老鼠生活的地区有可能是原子工业基地。很快，化工部国外局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据侦查，携带老鼠的是在兰州某化工公司工作的英国籍专家，名叫乔治·瓦特。
        接着，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保卫部门也有情况反映上来：我国通过英国一家公司引进了一套价值两千万英镑的化工设备，安装在兰州某地。该工程进展很慢，试车屡不成功。外贸部门感到可疑，一查，什么“先进设备”，全是老掉牙的东西。前来“帮助”安装的外国专家也不好好工作，经常到兰州周围转悠，找出种种借口“磨洋工”。不过，有一个外国专家对我方却十分“友好”，这个人就是瓦特。为此，外交部还特批他的夫人来华探亲，也批准他去香港休假。
        但就在这个时候，造反派组织成立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在英代办处召开大会，并发生了“火烧英代办”的严重外交事件，中英关系恶化。
        张文奇推断，如果瓦特是间谍，在中英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他不敢贸然走“大路”转送情报，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夫人来华探亲后回国的“小路”。现在，夫人探亲结束即将回国，瓦特也申请去香港“休假”，时间紧迫，下一步怎么办？如果放走了“老虎”，国家的机密就会受到损失；如果扣住了“老虎”，又会引起外交风波。
        而更难办的是，当时因为“文革”，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无人决断。无奈，他只得越级去公安部，找熟悉的副部长杨奇清拿主意。
        听了汇报，杨奇清立即表态：“不能放走，但要婉转，不要打草惊蛇，要拖住他，给他开一条通道，让他把‘东西’给他的夫人，我们在机场张网！”
一个长途电话，
意外暴露“一条大鱼”
        1967年9月5日，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张文奇从即将乘飞机离开的瓦特夫人行李中，悄悄搜出了发报机和胶卷。经鉴定，胶卷拍的是我核工业基地的地形图。这些底片经过特殊拼接，可以显示不仅有原子弹机密资料，还有7张兰州军区完整的战备地形图，另3张是兰州军用机场地形图。可以判断，瓦特是个训练有素的特务。而这一切，他还蒙在鼓里。
        杨奇清听了汇报，立即抓起桌子上的红色电话，向周总理汇报案情。总理指示：这个案一定要搞到底，配合外交、外贸斗争。
        不久，有个长途电话打到北京找瓦特。此时瓦特尚不知自己处在被监视之下，接电话时，他脱口而出：“不是他，是许林德！”
        从监听中听到这句脱口而出的话，张文奇敏锐地感觉到，许林德是条大鱼！
        为了进一步了解许林德，张文奇决定以技术专家的名义随中国进出口公司考察组赴兰州这家化工基地。
        考察组的到来，立即引起外国专家们的注意。外国专家组长特鲁茨·封·许林德曾试探地询问一同前来的赵少华副总工程师：“那位张先生是政工人员还是技术专家？”
        兰化公司的副总李岗巧妙地回答：“你和他聊聊就清楚了。”
        为了在短时间内甄别清楚外国专家的身份。张文奇建议考察组与外国专家组举行一次座谈，试图从中发现外国专家中是否有冒充技术人员的间谍分子，尤其是瓦特提到的那个许林德。
        特鲁茨·封·许林德到会了，他讲完话后，张文奇突然问：“许先生出生在美国吧？”
        许林德毫无提防，顺口说道：“你怎么知道我是美国人？”
        据此已经明确，许林德虽然持有英国护照，名义上是英国这家公司的专家，实际上是美国人。
        从兰州回来后，张文奇又来到杨奇清家，汇报说：“现在又捞到一个，名叫特鲁茨·封·许林德，30多岁，他的父亲是希特勒手下的一个将军，他本人的护照与国籍不一致。经侦察发现，许林德在兰州十分活跃，他常单独一人到处转，偷摄我禁区照片，而且对黄河的水位很感兴趣，多次测量。抓他绝对没问题，可是他现在也要求出国。”
        杨奇清摆了摆手：“我看要上、中、下策伺机而行。上策，发现他‘东西’有问题，但需要认定，扣下‘东西’放走人。中策，‘东西’有问题，现场就可以认定，就当场限制自由。下策，‘东西’和人均无问题，放行！”
        “好！我马上按您的指示执行。”
在机场张网以待
        为了防止情报通过外交途径或外交邮袋转移。张文奇加强了对瓦特的监视工作。凡是从外部打给瓦特的电传、电话一律监控，所送物品一律检查。同时电告北京、上海、广州国际电话局注意国外与瓦特的通讯动向。
        果然，上海公安部门报告：瓦特夫人在经上海去香港期间，从上海国际电讯局给英国这家公司电报称：“瓦特病了，有个医生陪他。许林德很健康！”
        以上情况证明，瓦特夫人已向间谍机关报告，她所携带的东西已被查获，瓦特已经暴露。
        接着，瓦特在北京新侨饭店收到兰州寄来的包裹。经检查，在给瓦特的外国食品罐头商标内贴处，发现许林德给瓦特的命令：“乔治先生，你夫人带出的‘东西’已被查获，你失败了。请你写一份向国际法庭控告中国政府的控告信，设法寄出后再自杀，以制造国际舆论。”
        当晚，张文奇接到兰州外事部门报告：“兰化公司外国专家特鲁茨·封·许林德今天要求回英国，具体路线是从兰州到北京，然后从广州出境。”
        许林德感到风声不对，估计要携带情报逃跑。张文奇马上决定：一是指示有关部门只准为许林德买兰州到北京的136次夜航班机。二是从广州出境检查，改由在北京检查。三是不在北京机场悬挂136次班机到达时间图板，外界询问136次班机具体到达时间，一律以气象关系不予回答。
        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外国大使馆人员与许林德在机场接触，将情报通过外交豁免手段转移。改在北京机场检查，是预防不必要的疏忽。
        1967年12月12日，北京机场零星地飘着雪花。张文奇等几个侦察员早已在机场张网等待。
        22点零10分，许林德从飞机上走下来，一眼看到了张文奇，自知事发的他脱口一句：“没想到！”
        瓦特、许林德提供的口供十分重要，涉及我国外贸、外交战线的工作，但要扣人，可不是小事，会引起国际纠纷。这些情况必须向中央反映，由中央决策。可这时，杨奇清已被造反派关起来了，下一步工作找谁去决策成了关键。
        “直接找外贸部长李强，请他向周总理转告案子的进展情况。”苦苦思索后，张文奇大胆决定。
        李强认识张文奇，听了张文奇的汇报，他的眉头拧了起来。
        这些外国人享有外交豁免权，搞不好就会引起国际纠纷。但是如果让外国间谍把这些机密资料带走，这对我国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外交途径，通过中央领导同意。可是这些间谍马上就要离开中国了。
        “您能否再找一下总理？”张文奇急切地说。
        李强没有说话，伸手拿起“红机子”：“请接周总理办公室。”不一会，电话里有了声音，李强简洁地说了两句，随即把听筒伸到张文奇面前：“你直接跟总理说吧！”
        张文奇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心“唿”地提到嗓子眼儿，也不知怎么地就接过了电话。只听见电话里传出声音：“我是周恩来。”
        张文奇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说：“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员……”下面说什么呢？他想不起来了，只得又重复说：“总理，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员。”
        他听见周总理笑了，说：“你讲具体的。”
        一想起案子，张文奇忘记了紧张，一口气把两个间谍的情况讲完了。
        话筒里传出周总理声音：“你们辛苦了，要把案子搞到底。”
        张文奇不失时机地“叮”了一句：“案子的处理意见送上去了，请您快点批。”
        总理沉吟了一下，像是跟张文奇商量似的说：“请给我一点考虑问题的时间，好不好？”
        很快，总理办公室把批件送到了北京公安局。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一起外国间谍刺探我原子弹研制机密的案件被及时侦破了。
                         
                                     据《文史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