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老兵曾见证日本投降

        赵振英今年已经93岁了。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他谨言慎行。在此前相当长的岁月里，连他的子女都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曾亲历过中国百年历史上最为荣耀的时刻，并在其中担任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然后无意之中，一副来自异国他乡的老照片，以及一本写满签名的笔记本，打开了这个老兵尘封已久的记忆。
追寻历史  从国外发现历史资料
        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都与2006年初春的那个晚上，晏欢点开那个陌生的网站有关。
        这个50岁的香港人，是建筑设计工程师，现居深圳。他外公潘裕昆，曾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军50师师长，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粤北战役、缅甸战役，是战功卓著的抗日名将。
        不过，小时候，晏欢并不十分清楚这段历史。他只是隐约得知，外公曾是国民党军官，平日里，总是沉默寡言，甚至有点老态龙钟。直至外公去世，他也没觉得外公和其他老人有什么区别。
        一次偶然机会，晏欢看到一本介绍中国远征军的书。他吃惊地发现，外公的名字在书中被反复提起。他郑重地问母亲，才得知了外公的戎马一生。
        怀着对外公的些许负疚，晏欢开始了一段寻找历史亲历者的旅程。在此后的10多年中，他一点一滴地打捞着与外公有关的历史，并渐渐成为一名中国远征军史的研究者。
        2006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晏欢像往常一样，在网上搜索与远征军相关的史料，无意间，他点开了一个陌生的美国网站。
        在这个网站上，陈列着许多与远征军有关的史料。一页一页翻下去，晏欢突然间发现了两件此前自己从未见过的物品。
        第一件物品是一幅老照片，照片上方有“陆军新编第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纪念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六日于南京”的字样，照片的背景是一处假山，数十名中国军官或坐或站，其间还有几名美国军官，有人端着酒杯，有人叼着雪茄，姿势各异，个个脸上洋溢着轻松愉悦的神情。
        第二件物品是一个红皮的日记本，上面写有新六军许多军官的亲笔签名，晏欢从中发现了许多自己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曾是外公潘裕昆曾经的同僚或部下。
        晏欢很快联系上了这个网站主人，是一名美国人，叫尼尔·葛顿南(Neal Gardner)。他父亲约翰·葛顿南（John Gardner)，曾是新六军14师的一名美国少校联络官，于1986年去世。为了纪念父亲，2000年，尼尔建了这个网站。他把父亲从战场带回的所有资料和照片，一并放在上面。
        征得尼尔同意，晏欢将这两件史料翻译并转发到了黄埔军校网上，并开始寻找老照片上的这些军官。他想知道，这些陌生的面孔都是谁？在这张照片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寻找线索 接到北京的长途电话
        在此后数月里，陆续有数个照片上军官的后人联系上了晏欢。他们在网上看到了这张老照片，并一眼认出了自己的父亲。
        但让晏欢有些失望的是，这些照片上的军官本人都已过世。这幅照片背后的故事，或将永远成为一个谜题。
        然而，2008年4月，晏欢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长谈了一个多小时。接罢电话，晏欢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心中的这个谜题，终于“找到了最合适解答的人选”。
        电话是赵振英的儿子赵精一打来的。
        这年的春节，赵振英的一户远房亲戚来家中拜访。这对年轻夫妻对远征军那段历史颇感兴趣，他们在网上搜索老人的名字与部队番号，无意间进入了黄埔军校网，并看到了晏欢发表的帖子。在那个小红本上，赵精一看到了父亲的名字，尽管过了这么多年，父亲的签名依然没变。
        于是，赵精一辗转打听到晏欢的电话，并在4月的这个夜晚拨通了它。
        在此后一个多小时的交谈里，晏欢吃惊地发现，电话那头的老者，自称是潘裕昆的老下属，对于新六军与14师的事情如数家珍。更让他吃惊的是，老人还告诉他，自己曾是1945年9月9日南京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警卫工作负责人。
        放下电话，晏欢“兴奋得全身发抖”。他决定，马上去北京，拜会这个重要的历史见证人。        
进驻南京 担任受降仪式现场警戒
        1937年7月23日的那个下午，赵振英搭乘“七七事变”后的最后一列客车，离开了故乡北平城。
        车上挤满了逃离北平的难民与学生。担心日军开火，车头上还挂了一面白旗。车过卢沟桥时行驶缓慢，赵振英甚至能看到，在远处的日军阵地上，有日军军官举着望远镜向列车观望。
        铁路的这一边，是国民党第29军的阵地，中日两军处在对峙中，大战一触即发。满载着平民的客车从中间地带缓缓驶过，这个20岁的高中毕业生，心头突然涌起一阵“屈辱感”。
        赵振英原本的理想，是想考入北京大学。但随着“七七事变”卢沟桥上的一声枪响，这个梦想被彻底击碎。从那一刻起，他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汇聚到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中来，立志要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此后的8年里，这个年轻军官的战斗足迹遍布多个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由于表现优异，他一路晋升，1944年4月，27岁的赵振英随中国远征军入印缅作战时，就已经是少校营长了。
        尽管作战多年，但多半时间他都在军部担任参谋。在出任营长后，自己的部队又始终被作为预备队使用，很少有真正上战场作战的机会，作为一名军人，这成为他戎马生涯中不小的遗憾。
        然而历史很快给了他一个万众瞩目的机会。
        赵振英所在的国民党新六军，被称为国民党军队“王牌中的王牌”，军长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1945年8月，抗战已接近尾声，蒋介石点名要求新六军进驻南京。他想用这支全副美式装备的威武之师，向投降的日本人展示中国的军威。
        1945年8月28日，赵振英的第一营从湖南芷江飞往南京。从跳出机舱踏上南京土地的那一刻，赵振英与他的士兵们注定将被载入史册——这是在历经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之后，第一支收复首都的中国军队。
        随后，这个军衔为少校的营长又被上峰委派，负责1945年9月9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的警戒工作。在许多参战部队眼中，这个任务被视为“中国参战军人的最高荣耀”。
老人回忆 说出受降仪式许多细节
        作为一名抗战史研究者，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的全过程，晏欢原本已经十分熟悉，但赵振英的描述，又为他补充了许多原本不为人知的细节。
        投降签字仪式的地点，是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从礼堂门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50米，就竖着一根旗杆，用蓝白相间的布条包裹，旗杆上挂着同盟国中、美、英、法、苏的五面国旗。
        每根旗杆下，都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精神抖擞的第一营士兵，他们身着绿色卡其布美式军装，戴着钢盔与白手套，背军用背包，手持美式冲锋枪。为了防止走火，士兵的枪膛里并没有上子弹。
        签字仪式时，赵振英的位置在日本代表团投降席的左后方，他的士兵遍布整个会场，这些士兵的人数与站位，是赵振英在前一天就安排好的，并经过了再三演练。
        在签字仪式的10多分钟里，会场里唯一能够自由走动的，就只有赵振英一个人。他的任务，是时刻注意部下的军姿，防止出现意外。
        更让晏欢震惊的是，在他带去的当时美国记者拍下的受降仪式老照片中，赵振英甚至发现了一个疑似自己的身影。
        这张老照片的主体部分，是中国受降席与日本投降席，但照片的左下角落，在一排士兵背后，站着一个面孔模糊的军官，身着马裤，脚蹬长筒马靴，腰间别着手枪，打扮与旁人明显不同。
    “这个人有可能是我。”在赵振英的记忆中，作为会场警戒部队的最高长官，为了彰显军威，在受降仪式前些天，他特意到会场附近的裁缝铺里，订做了一套马裤制服。
        而那张照片和签名本上的故事，赵振英也记得很清楚。
        受降仪式后不久，1945年10月6日，在南京的新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新六军营级以上的军官，都出席了。那个时候，他们是众人仰慕的英雄与胜利者，在最上方那排军官的右侧，赵振英找到了自己微笑的面孔。
        随后，新六军中的美军联络官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离开了中国。在走之前，约翰·葛顿南少校拿出了这个红色笔记本，让在场的中国军官在上面签名，作为对这段光荣岁月的纪念。        
战败逃生  考上大学变身工程师
        在没有遇见晏欢之前，家人从来都不知道，赵振英有过这么荣耀的历史。
        赵振英的儿子赵精一清楚地记得，2005年9月9日晚上，《新闻联播》播放了南京受降仪式60周年的新闻，电视机前原本沉默不语的老人突然开口说：“那个时候，我在现场。”
        “老爷子不会是老糊涂了吧？”赵精一和媳妇打心眼儿里不相信，在他们心目中，沉默寡言的父亲，怎么会有如此光荣的历史？接下来，他们也没有追问父亲。
        晏欢曾问过赵振英：“为什么你不告诉家里人呢？这多光荣啊？”
        “我一直觉得这是臭史，是丑恶的历史。”老人的回答戳痛了晏欢，“你想想，要是不丑恶，后来为什么坐牢呢？好人能坐牢吗？”
        在南京受降仪式后，赵振英只享受了短暂的两个月的平静生活。国共两党的内战一触即发，1946年初，新六军奉调北上，赵振英也随部队一起进入东北战区。
        不过，这个少校营长已经厌倦了战争，他只想圆自己的大学梦。1947年，他参加了“留美军官考试”，并获得了沈阳考区的第二名。在赵振英的记忆中，日后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是当年考上的幸运儿之一”。
        但赵振英没有黄仁宇那么幸运——他最终落选，不得不返回部队。历史的大手，也把这支往昔的荣耀之师，推进了失败的深渊。1948年，新六军在辽宁黑山附近被解放军围歼，大部队被冲散，赵振英打扮成农民，趁乱脱离了战场。
        随后，他一路南下，一直到杭州才停住了脚步。此时，已是1949年末。旧政权已被推翻，一个全新的政权，刚刚进入人们的视野。
        赵振英在杭州租了一间民房，开始准备考试。因为高中打下的底子很好，他报考的5所大学，都寄来了录取通知书，最终，他选择了南京大学，成为工学院机械专业1950级的大学生，并在毕业之后，进入了一家国营工厂，成为一名工程师。
        从士兵口中的“赵营长”，变成工人口中的“赵工”，赵振英一度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告别颠沛流离，开始平静的生活。
        可他错了。
出于无奈  妻子和他假离婚
        1966年，“文革”开始，人们在赵振英的档案中查到了他的历史，从那时起，赵振英便陷入了一场长达10年的噩梦中。
        每天早上，他上班之前，都要去工厂的传达室领上一块“反革命分子赵振英”的牌子，并把它挂在脖子上，下班后再交回去。革命群众随时都会对他发动批斗，他弯腰90度站在人群中，戴着红袖章的革命群众围着他，用木棍肆意殴打。
        担心被人抄家，在一个深夜，这个工程师含泪烧掉了他的过往。那些战场上的照片、徽章、以及能够证明自己军官身份的文件，随着一阵火光，化为灰烬。
        3年后的一天，两个警察出现在他面前，他们让赵振英在一份逮捕书上签了字，给他戴上手铐，将他带到了一个体育场里。这儿正在举行一场公判大会，在革命群众震耳欲聋的“打倒”声中，赵振英以“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罪名，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
        监狱里的日子是难熬的。一张大通铺，睡着10多个人，经常吃不饱。赵振英的活儿，是在一个烧砖的窑厂里，清理烧剩下的灰尘与碎砖。每天，他都要推着三轮车，在几十个窑洞里来回走，一天下来，全身覆满灰尘，只露出两只眼睛。
        然而精神上的折磨，远远超过身体上的折磨。对于自己的罪名，赵振英始终“不服气”，他一边劳改，一边给法院写申诉书，经常处于恍惚之中。有天晚上收工回来洗脚，他没有脱鞋子，就把脚伸进了盆里。
        寄出的十几封申诉书，如泥牛如海，一去无回，等来的，却是一纸离婚判决书。
        赵振英的妻子宋玉岐，是1946年他在长春驻守时认识的。她出生于一个大户人家，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从哈尔滨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系毕业后，她成为吉林铁路医院的一名牙科医生，赵振英去那儿看牙，两人由此结识、相爱，并于一年后结婚。
        夫妻俩的感情一直很好。赵振英心里清楚，妻子一定是不得已才作出这样的决定。果然，过了几天，儿子赵精一来探监，偷偷告诉父亲：“我妈让你放心，她不会和别的男人结婚的。”
        事后，赵振英获知，妻子为了他受了许多苦。在那个时代，“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是抬不起头的，原本娇生惯养的妻子，被下放到河南劳动，白天打扫卫生，晚上挨批斗，批斗完了还不能回家，只能睡在写大字报的台子上，天气冷了，就用大字报盖在身上御寒。
        1975年，这场噩梦总算终结。当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官的特赦令，赵振英也在这个行列中。特赦后的第二天，赵振英便让单位开了封介绍信，与妻子复婚。
        在这之后的20年中，这对历经磨难的夫妻，终于回归了平静的生活。
        在赵振英的孙子赵悦眼中，“爷爷奶奶的感情好到不可思议”。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赵悦几乎没见过老两口吵过架。记忆中唯一的一次，是奶奶想让爷爷多吃一块馅饼，爷爷不愿吃，“奶奶气得好几个小时没理他。”
        赵振英和妻子在阳台上养了许多花——君子兰、月季、海棠……这个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的女人，很喜欢看花，在赵振英身体尚好的那些年里，每到春天，他就骑着三轮车，载着妻子，到附近的玉渊潭公园，手挽着手，在樱花树下一走就是大半天。
        不过，在2005年后，赵振英就再也没去过那个公园。
        这年的12月18日，宋玉岐去世。临走的前一天，家人还听到，病床上昏迷的老人家，突然迷迷糊糊地说：“老赵，剩菜剩饭要
        烫烫啊，每天记得要烧两壶开水。”
        妻子去世后，赵振英没有将妻子的骨灰埋掉，而是将骨灰盒保存在卧室里，就好像老伴依然陪着他一样。他的愿望，是希望在他自己走后，家人把他和妻子两人的骨灰混在一起，装进罐子里，丢进大海。
        直到今天，这位老兵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妻子的遗像前，和她说上几句话。这个习惯，他已经保持了将近5年。        
拍纪录片 见到美国故人之子
        从朋友晏欢那儿听完整个故事后，深圳市越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邓康延，决定成立一个摄制组，为赵振英拍摄一部纪录片。
        几年来，这家民营纪录片公司制作了不少与远征军有关的纪录片，并屡屡在国际国内的纪录片展会上斩获各种奖项。在邓康延眼中，发生在赵振英身上的这些故事，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纪录片题材。
        “无论是大历史还是个人命运，赵老都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一个样本。”他这么解释自己的拍摄动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二战老兵，都享受着国家丰厚的养老保障和无限的荣光，惟有在中国，老兵要独自艰难而顽强地走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如果他们就这样被湮没，我们对不起历史，对不起自己的良知。”
        2009年5月，在晏欢的安排下，美国人尼尔如约来到中国，晏欢带着摄制组，与他一同去了赵振英家。
        起初，面对故人之子，赵振英略显拘谨。这个老兵只是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道：“很高兴见到你。”尼尔却一下子将老人搂在怀里，哭泣起来。“你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这个美国人说。
        这次来中国，尼尔·葛顿南给赵振英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一对父亲留下的国民党军队的少校领章。冷静下来后，他把领章亲手戴在了这位老兵的领子上。
        这是时隔60多年后，赵振英第一次见到代表着往日荣耀的证物。
        随后，晏欢又与邓康延商量，让摄制组带着尼尔和赵振英，一起去一趟云南和四川。在这趟历时一个多月的行程中，晏欢欣喜地发现，在与那些旧日战场重逢之后，老人身上消失已久的军人英武之气，“好像慢慢地回来了”。
        有一幕场景，深深刻在了晏欢的脑海里。
        旅程的其中一站，是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抗战胜利后，云南省政府在腾冲为反攻中阵亡的远征军将士修建了这处国家公墓。从来凤山小团坡的山脚至山顶，依编制密密地排列着9000多块阵亡将士的石头墓碑，碑上刻着每位烈士的姓名与军衔，在山顶上，还有一块大型纪念碑。
        通往山顶的台阶很长，赵振英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敬上一个军礼。晏欢劝老人，休息一会儿再往上走，赵振英却一直爬到了山顶。他告诉晏欢：“这些弟兄都是战死的英雄，很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都在山顶的大碑里。我要是停下来休息，不是让他们看笑话么？”
        那天与摄制组同去祭拜的，还有一个来自香港的警察代表团。在墓碑前三鞠躬后，年轻的警察们合唱起了《满江红》，赵振英也加入其中。合唱结束后，人们又向纪念碑集体敬礼致敬。
        按照军衔来算，在场的人里，赵振英的职务最高，于是，这个昔日的少校营长，再一次拥有了“发号施令”的权力。
        “向英勇献身战胜敌人保卫祖国的英雄致敬！敬礼！”老兵一声令下，“叭”地一声，众人整齐划一地举起了右手。       
见证历史 为后世留下老兵的手印
        尽管纪录片拍摄得很顺利，但晏欢心里始终有一个放不下的心愿。
        无论是那张老照片，还是那个红色笔记本，都是约翰·葛顿南少校留下的遗物，作为儿子，尼尔当然想把父亲留下的这些遗物带回美国。但在晏欢看来，这些珍贵的文物应该留在中国。他多次向尼尔承诺，一定会为这些来自异乡的“宝贝”，找到一个最好的归宿。
        在考虑了几天后，晏欢决定，将它们捐给位于四川成都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这是中国民间资金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富的抗战博物馆。创办人樊建川，也被媒体称为“中国最有历史情怀的博物馆馆长”。
        在樊建川眼中，由这张老照片和这个小红本引出的故事，“为观察那段历史提供了最为独特而富有意味的视角”。随后，在博物馆的援华美军馆里，他单独开辟了一个展厅，向观众展出这些珍贵的文物，在展厅的正中，树立着他为约翰·葛顿南少校定制的半身雕像。
        “请让我表达对你和你父亲的尊敬之情。”在得知约翰·葛顿南的故事之后，一个中国姑娘对尼尔说。
        面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这个此前还半信半疑的美国人，显得无比激动。
        “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他感动地回答道。
        而在这里，赵振英也获得了许久未有的尊重。
        在建川博物馆的老兵手印广场上，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将这个老兵的手印放大了120%%，印在了一块高3.7米、宽2.4米的钢化玻璃上。
        这个手印并不孤独。与它相伴的，是其余40多块钢化玻璃上的近4000只老兵手印。正是这些手，挡住了来势汹汹的日本军队，拯救了整个中华民族。如今，这些老兵的手印，固化成了钢化玻璃上的印记，也凝固成了一段历史。
        在手印广场的不远处，还有一个樊建川设计的“壮士广场”。在这个10000平方米的广场上，陈列着215尊高2米的铁合金雕像。这个钢铁铸成的战阵里，有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有卢沟桥抗敌的宋哲元，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也有蒋介石、宋美龄、陈绍宽、张灵甫、孙立人……皆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杰出代表。
        晏欢带着赵振英，来到“壮士广场”。老人很快就从200多尊雕像里发现了自己的老长官——新六军军长廖耀湘。老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然后把一束鲜花放在了雕像面前。
        接下来，晏欢问了赵振英一个长久以来一直藏在心里的问题：“如果知道后来会受这么多苦，你还会选择抗日吗？”
        “我不后悔。”老人回答得很干脆，“我尽到了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还一直活到了今天，我知足了。”        
时空交错 又一部纪录片中发现身影
        四川之行结束后，人们都以为，赵振英的故事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通过一个在美国的朋友，晏欢弄来了一卷美国人拍摄的南京受降仪式现场的纪录片。2009年4月的某个下午，摄制组的人聚在一起，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资料，能够补充到即将拍摄完的片子里。
        胶片无声地转动着，重现着南京受降的种种细节。人们看到，在赵老此前描述过的裹着蓝白相间布条的旗杆下，那些全副武装的士兵的面孔，在镜头里依次闪过。
        突然间，镜头里出现一个年轻英俊的中国军官的面部特写，足足有四五秒钟，他侧对着镜头，像是在给士兵们训话。之后，他的正脸转向了镜头。
        摄制组的人与赵振英已经相处了很长时间，老人年轻时候的相貌，他们看过相片，也都记在心里。在沉默了一会儿后，人们突然异口同声地大喊起来：“天啊！这不是赵老吗？”
        “异国影像上保存的这张面孔，正是我们一直苦苦寻找的东西。”事后，邓康延感慨道，“在宏大的历史面前，个体是那么渺小无力，但人性中的勇气与坚韧，将穿越浩淼的时空，永远被后代铭记。”
        2010年9月7日，这天晚上，像往常一样，赵振英煮了一碗馄饨当晚饭。吃过饭后，在昏暗的灯光下，老人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电视，不到9时，他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65年前的1945年9月8日，28岁的少校营长赵振英终夜未眠，他与团长王启瑞在团部开了一夜的会，商量第二天的会场警戒工作。散会后，他不放心，又到礼堂内外巡视了一番。举目望去，在头顶晴朗的天幕中，无数的星星在闪耀。
        几个小时后，等到太阳升起，这个少校和他的士兵们，就要精神抖擞地踏入会场，见证他们一生中最值得铭记的荣耀。